本文是李天纲为《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1892—1932》（小爱德华·布里斯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11月）撰写的序，澎湃新闻经授权首发，略有删改。本文原标题为《跨越石牌门：新伯利港与邵武之间的人生》。
清末民初，欧美国家有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人数之多，现在想起来令人不可思议。据教会内部统计：“1889年有1296名新教传教士在华。”到1905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已经达到了3445名，其中有1432名男性、1038名传教士妻子、964名单身女性。1910年，新教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人数增加到5144名。还有一个数字，统计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1886年到1918年间他们派出了8140名传教士，其中有2524名到了中国。按那类“无利不起早”的物质主义思维方式，自私自利的西方社会怎么派得出这么多的传教士来华传教？还带来了那么多钞票？既然难以想象，于是“精神鸦片”“文化侵略”“思想毒害”等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就发明出来。
其实，倘若追究大量传教士来华的原因，主要动力是精神性的，那就是英、美民族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社会发展中，出现了持续不断的道德主义运动——“灵性奋兴”（Evangelical Movement）。教会历史学家赖德烈说：19世纪，是一个灵性奋兴的时代。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初期，反而刺激了基督教的复兴。当时，基督教会动员出很多人来从事社会服务，他们不但服务本国，还愿意献身其他民族，当然是以上帝的名义。在高等教育并不普及的时代，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这等的宗教热忱，在20世纪后半叶的欧美社会忽然消失了。现在有余力向国外输出传教士（或曰“宗教渗透”）的民族，不是英、美、德、法、意等“西方国家”，而是有着充足信仰活力的韩国、菲律宾、印度等亚洲民族。不可思议的现象是，现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较少白人，较多黄人和黑人。
清末时，西方传教士赶着毛驴，和中国向导一起到乡下传教。有时候，信仰热忱确实是危险的。过于炽热，会灼伤传教对象，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回顾晚清民初的西方基督教传教运动，我们并没有发现特别过分、需要严厉谴责的传教行为。传说中传教士“傲慢”、“阴险”和“毒辣”，毁灭中华文化，多半是因为误会和无知，是在碰撞、冲突后形成的民族敌对情绪，是添油加醋的意识形态。近几十年来的大陆、台、港、澳、新的中华学者，多半都认为传教运动是一场“中西文化交流”，基本面是健康的。别的不说，近年来经常进入“全国十佳医院”排行榜的上海瑞金医院（原天主教耶稣会广慈，1907年）、仁济医院（原基督教伦敦会仁济，1844年）、北京协和医院（原基督教平信徒洛克菲勒捐助，1919年）、四川华西医院（原英美基督教仁济、存仁，1892年），都是当年传教运动留给我们的有用遗产，这个必须承认。
为什么说19、20世纪的中华传教运动会是一个积极的文化事业？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一看实践，二明学理。从学理上来说：当时各大基督教会都进入“现代性”（modernity），都在自己的传教学（Missiology）中加入了“世俗主义”（Secularism）；从实践中来看：来华传教士大量借助了文化工具，在神学知识之外，还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时候甚至不清楚他们的第一职业到底是传教士，还是医生、教授、科学家、出版家……这样的“学术传教士”太多了，近年来的华人学者们还原历史，做了大量研究，现在对这些人在中华近代文化事业中的积极贡献已经相当清楚了。比较知名的来华传教士有：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然而，这其中也包括在传教士群体中籍籍无名、却在自己的岗位为华人默默奉献的福益华（Edward Bliss, 1865-1960）。
爱德华•布里斯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福益华”，时刻提醒他“为什么在中国”，证明他来华的初衷是想造福异族、利益中华。一些人喜欢对所有的外国言行都做“阴谋论”的猜测，却故意忽视他们的“动机”。像“福益华”这样的人，都已经把自己的来华动机刻在名字上了，总应该考虑一下吧？一些批评家还会继续指责地说：不能只看动机，他们虚伪，说一套，做一套，我们要看功效！然而，即使从“动机与功效的统一”来讲，福益华这样的医学传教士也没有任何针对中国人的恶言恶行，只是一视同仁地治病救人，活人无数，且默默无闻。传教史上有一些“布道英雄”的名字有人提及，但“福益华”这样的乡村医生却籍籍无名，一般的人名辞典上都查不到。普通志愿者成千上万，他们的事迹并不都来得及载入史册。但是，故意地漠视，甚至抹黑他们，还用曲解的方式来记录，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殊不公正。
《邵武四十年》是一部家族传记，儿子小爱德华•布里斯在自己的晚年，为他父亲的在华活动写了一部历史，讲述了一个动人故事。波士顿附近新伯利港的布里斯（Bliss）家族是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信徒，这个不算有名的新英格兰家族中也出了不少人物，其中好几个是著名传教士。布里斯家族和人文思想家爱默生（Emerson）是沾亲带故的姻亲关系。爱默生上了哈佛，爱德华则选择了耶鲁，上医学院，立志出国，当传教医生。在地域隔绝的19世纪，欧美的某些偏僻小镇上却会有国际主义精神，这是非常神奇的现象。Johnson家Lee家，在教堂里谈论亚洲、非洲、印度、中国……全镇的人们跟着就眼界开阔、思想解放。新伯利镇上的人喜欢往外国跑，不是“通商”，就是“传教”。反过来看，明、清正统儒家缺乏“探求”（adventure）精神，顶多是以中华为“天下”，固守“父母在，不远游”的戒律，除非做官，不离乡土。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最终是由各自的信仰和宗教决定的。19世纪的基督教确实比儒教更加“国际主义”，儒教却一步步地陷入了“民族主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当时，欧美的青年基督徒们，很多人都志愿告别双亲，携妻带子，跨洲跨洋地加入“外方传教”（Foreign Mission），福益华是万千之畴中的普通一位。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向中国输出了大量的传教士。英语世界的“维多利亚时代”，“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大城市如伦敦、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都在急剧发展，社会动荡，矛盾突出，城市家庭和教会少有余力支持传教。相反，一些小城镇、小城市的古老、虔诚、富裕的家庭，却能够贡献出受过教育的优秀子弟，到海外传教。所以，我们在中国看到很多传教士来自欧美的小镇、小城，并不说明他们来自贫困乡村，只能像商人那样到东方来赚钱求发展。相反，福益华和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著名传教士一样，都是来自有身份、有教养的家庭。在福益华的时代，只有1%的男子是大学毕业。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完全可以服务同胞，福益华却来到了中华。可见，“传教”与“通商”的动机完全不同，“信仰”和“牟利”的做法有天壤之别。
传教士来中国，当然是要传播基督教的信仰，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宗教的教义是“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的，而且与自由、民主、道德、科学等具有“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并不对立，也不故意去伤害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与个人，为什么就不能传播呢？19世纪后期，是英语民族海外传教的高峰，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教会收到大笔捐款，也有大批年轻人踊跃报名，志愿出国。1795年，英国建立“伦敦会”，发誓要把福音书传遍全世界；1924年，美国布道家穆迪更是提出口号，要实现“一代人之间的基督化”（Christianization within This Generation）。英、美基督徒的这些口号，是一种强势表达的“野心”（ambition），一个人、一个组织在信心满满的时候自然就会有此种高调。问题是，来到了当地是怎样落实的？19、20世纪的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海外传教，并没有采用“圣战“XX斗争”等暴力手段。相反，他们采用迂回而柔和的“间接传教”方式，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新科学”“新文化”都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