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女性

次等的社会地位

传教士们发现，比起对男人，中国的社会对妇女有着更多的限制。中国风俗对妇女贞节有着严格要求，露辛达·博格斯（Lucinda Pearl Boggs）的博士论文《中国妇女》中记载道，“中国风俗不允许寡妇再婚，政府也对妇女的守寡表示认可和赞扬。”作者进而发现，妻子在夫妻关系中也处于次要地位，中国的婚姻制度为从夫居，“丈夫是主人，妻子需服从他；但夫妻被要求看作是亲密、一致的，被视为天和地的关系。由此万物被创造、延续和保留下来。这一行动的基础是相互的尊重、信任及一致。丈夫永远是领导和指挥；妻子永远是跟随和服从；而且每个行动都在谦恭、尊敬的态度下完成。”《东方妇女》中也发现“中国对妇女不贞的法律非常严酷，却没有针对男性的道德约束或法律限制。”美国人对妇德的关注，无疑与美国国内流行的崇拜真正女性的风潮有着密切关系。

传教士认为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还表现在缠足等习俗上，在传教士看来，这是“限制妇女”的落后的风俗习惯。作者认为这是“残忍的风俗”，也希望中国的妇女们能奋起“抵制缠足”。在其研究中，溺婴、女子不能接受教育等现象受到严厉指责。所以得出东方人比西方人更迷信和残酷的结论。晚清中国妇女地位低下与野蛮鄙陋风俗是当时传教士的重要观察，对此他们持鲜明的批判态度。

明恩溥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他在华生活近50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切体察。他的著作《中国乡村生活》亦提到中国妇女地位低下的问题，认为有七种表现，即“缺乏妇女教育、卖妻卖女、普遍早婚、溺婴、纳妾、妻女自杀、人口过剩。”

关于中国妇女落后的原因，传教士们试图从中国的“阴阳说”中寻找历史根源，认为这种二元论思想被看作是一种自然规律，迫使女人完全服从于男人权威并且不承认女人有自己的意志，于是，顺从、无社会职业和无才成了妇女的理想。女人可以没有自己的幸福，但必须为男人生活和劳作。最古老也最权威的经典作品《礼记》的教导和禁令展现了中国人据以对待妇女的基本原则，与此有关的中国经典教导的核心也是男尊女卑如同天高地低，女人永远也不可能与男人完全平等。在中国包括日本，男人殴打妻子比起殴打小孩来是更常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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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婚姻关系

虽然中国的妇女与男子相比处于次等的地位，然而传教士们经过调查发现，中国的婚姻关系自古以来却是和谐的。他们用“阴”和“阳”这一二元对立的观念来解释男女关系，认为“阳代表强大、活力、光明和正义，阴则代表柔弱、顺从和黑暗。只有通过这两者的关系才能确定世界和人的存在。”露辛达还在文中通过中国法学家伍廷芳的观点来论证自己的观察，即丈夫需尊重妻子，珍惜并养活她，妻子需要爱并服从丈夫……双方以爱为基础而结合。一夫多妻制在中国是不合法的，只有在繁衍家族的意义上才承认妾的存在。而父母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孩子们齐心协力的爱。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婚姻是神圣的。尽管新娘、新郎都不说对方是自己终身伴侣的选择，但确实有很多幸福的结合。古诗歌经常赞颂勤劳、大方和奉献的妻子，她们遵从丈夫的命令，祭祀祖先、不妒忌丈夫带到家中的妾。妻子充满了对丈夫深切的爱。作者还发现中国古诗中有很多篇章显示出夫妻的家庭幸福和情深意切，而远不是他们现在在中国看到的那样。她以《诗经·国风·郑风》的《女曰鸡鸣》一篇“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为例来表达中国先秦时期的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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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的社会等级与母亲的地位

传教士发现中国妇女有不同的社会等级及角色。她们将中国的妇女分成妻、妾、奴婢、娼妓。除娼妓外的妇女活动领域狭窄，主要是家内。妻子职责主要是家内祭祀，掌管家中大事，传教士们注意到妻子角色很重要：“帝国的卓越管理依赖于道德；道德的正确依赖于家庭的正常的秩序；家庭的正常秩序依赖于妻子。”妻子角色不好当，“家里可能有年轻的弟弟和他们的家庭，或远房亲戚。所有这样的大家庭都必须维持并充满了道德的体面。此外，可能还有妾，妾的存在并不被视为对妻子的尊重。”“妻子要做好贤内助”。妾要服从于妻，职责主要是为丈夫生儿子以传宗接代，奴婢在家中地位最低。而娼妓在所有妇女中最低等。传教士还记载了婆媳关系。媳妇必须服侍公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