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墓园沧桑

18至19版图 本报记者 刘平摄

西二环出官园桥西行是一条宽阔美丽的大道，高大的泡桐树护卫在两旁，花开时节，清香沁人心脾。今天的人们顶多只知道北京市委党校位于这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一处埋葬了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的墓地。

在苍松翠柏和黄杨柔枝交相掩映下，灰色低矮花墙护围着一大一小两块墓园比邻立于校园中央。墓碑林林总总，厚重深沉。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滕公栅栏墓地，外国人称它为“Chala”或“Shala”。

乍看起来，一处古老的墓地，小小的一方院墙，几十尊斑驳错落的墓碑，四百年的历史，在中国绝算不上文物中的珍品。和它们相连的一些外国传教士的故事，似乎也与我们距离甚远。

其实，了解这段历史，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群特殊的“旅行家”——近百人，跨越四百年的时间，从遥远的欧洲，闯过九死一生的海上劫难，长途跋涉，来中国来北京，他们既是天主教神父，又是博学多闻、学贯中西的学者，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的角色。可以说，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之行旅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心灵意义上的行旅。

是他们引导我们去看外面的世界，逐渐认识到自己在整个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使自己从作为“天下”的中央之国转变为“万国”之一的国，平等地参与世界的共同体，既不过分倨傲，也不妄自菲薄，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开始建立真正的世界意识。

一抔黄土掩沧桑

我从小生活在北京市委党校内，有一个铁锁紧扣的墓园，只有当西方政要或是游客前来观光时才打开，我曾趁机偷偷溜进去，作为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我对墓地没有恐惧，只有好奇，更多的是久而久之的漠然。随着年龄增长，它与历史课本上那个意大利传教士的名字连在了一起。他叫Matteo Ricci，中国名字叫利玛窦，表字西泰。

如今，生活在院子里的人几乎对墓地熟视无睹，从来不曾听谁讲起它的故事。偶尔有远方的人献上一束白菊在墓碑前，也悄悄枯萎。院子里的野猫在墓园边安了窝，常见一只黑猫轻巧地从碑首一跃到院墙上。墓内西墙根的一棵小槐树，当时约碗口粗，如今已参天挺立，并被圈在墙外了。

直到读了大量史料，并且实地采访，我才意识这一墓地的不平常，那么多从遥远的欧洲扬帆而来的文化使者长眠于此。当我再次伫立在这块熟悉又陌生的墓地前，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故事开始的那一天——

1601年1月，一个身穿中国衣裳的外国神父和几名随从，悄悄地走进了北京的朝阳门……从那以后，渐渐地，这个封闭帝国的封闭的都城居然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来到这里，生活在这里，甚至死在这里，葬在这里。

传教士们不远万里，背井离乡来到中国，本意是弘扬宗教，却无意中散播了西方文化的种子，就像原为觅食的蜜蜂，无意中传播了花粉一样。传教士不是传递科学的最佳使者。有的科学知识由于他们的宗教偏见而被隐瞒了，有的则被歪曲。但当时只有他们做了这件事。所以，传教士不应该仅仅在中国和天主教世界内部享有荣誉，而应该在所有同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们中间享有荣誉。一块墓地，跨越欧亚两大陆的万里空间，在京城一角，记录了人类文明相交的历史足迹，显然值得我们一探究竟。

栅栏墓地探秘

栅栏墓地碑林的名望虽不及北京城内孔庙碑林，但作为北京地区墓地碑刻集中地之一，以其历史久远，数量众多，艺术风格独具特色而成为北京文人士大夫游吟凭吊之处。

这些墓碑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碑文以汉、满、拉丁两三种文字同刻于一碑之上，极具特色。石碑的装饰艺术中，也处处可见中西文化艺术的和睦相处。代表天主教的拉丁文缩写标志，各类花型拼成的十字架以及三钉楔状纹，雕刻在碑首下方的中央，烘托出浓浓的宗教色彩；环绕其上的蟠龙似乎在昭告人们，西方宗教已经得到皇权的庇荫，只有获得中国皇权的恩准，西方天主教才能够在中国存在下去。

我们从碑文了解到来华传教士在宫廷如何“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勤敏监务”、“德业兼著”。碑文依中国书法传统从右至左竖书，或笔力娟秀，或骨力遒劲，线的艺术美在曲直运动和空间构造中表现了情感和气势，与整齐划一的横书拉丁文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