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
当年秋季，李希霍芬又考察了江西、安徽和浙江等地。这次旅行，他和传教士之间的交集很少。在返途中，李希霍芬在杭州想要租船回沪，可当地的船老大对欧洲人很是排斥，无论大船小船，都说已被预订了。无奈之下，李希霍芬试图寻求教会的帮助，但这次连教会也束手无策，最后只好让官府出面解决此事。
第五次考察始于1869年底，李希霍芬从上海到香港，于12月24日入广州，翌年1月1日从广州出发，坐船至湖南、湖北，又经陆路赴河南、山西，6月到北京，8月返沪。原本李希霍芬是打算从广州前往广西、云南，但听闻那里局势不稳，遂不成行。让他放弃的另外一点原因是在广西几乎没有天主教会，而少了教会的协助，会让旅途充满艰辛。12月25日，李希霍芬刚到广州就去拜访了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明稽章（Msgr. Guillemin）主教。让他难忘的是城中心那座哥特式建筑的大教堂（即知名的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当时尚未完工），完全由大理石打造，显得鹤立鸡群。李希霍芬说，本来教堂所在地被两广总署府占据，战后又被法国人拿了回来，教堂的建造“显示了他们在中国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正是明稽章依靠法国政府的财力和武力，强取两广总督府旧址并建起了这座宣示法国在华势力的教堂。1870年2月份在湖南时，李希霍芬发现那里的传教士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就。原因是当地民众非常排外，“对外国人的敌视情绪在此地尤甚，而传教士作为外国文化的传播者则首当其冲”。在汉口停留时，李希霍芬为使今后到达四川时旅途更方便一些，先行托人给在叙州府（宜宾市）的传教士送去了四大箱东西。5月初，李希霍芬一行于山西平阳府以北过汾河，他发觉当地人对待他们不像在河南那样友好，经常听见有人喊“洋鬼子”。李希霍芬认为，这是因为传教士威廉森及其同伴曾来此地兜售圣经的缘故，当地人谈起他俩时好像在说两个书商似的。他埋怨道：凡是之前传教士到过的地方，当地人对我们就不欢迎。李希霍芬在北京时，恰逢“天津教案”爆发。他密切关注着局势的进展，期待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他甚至坦白地说，如果最后不得不以武力解决问题，他之前在中国的考察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不过，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排外事件，李希霍芬还是暂时离开中国，前往日本考察了一段时期。
1871年5月，李希霍芬从日本回到中国。6月12日，他登上从上海开往宁波的汽轮，开始去往浙江、安徽和江苏的考察。当7月份行至安徽宁国附近时，李希霍芬曾专门去参观位于水东镇徐村的耶稣会传教站。早在1869年3月，李希霍芬就已结识负责该传教站的一位神父，他希望在这里能得到些信息以方便安排下一步行程。但那位神父恰好不在，接待他的是一位来自卢森堡的德国人，也算是老乡了。传教站所在的村子很破旧，而且李希霍芬惊奇地发现，在上海生活考究的耶稣会传教士在这里居然过着清贫如洗的生活。神父住的房屋兼作教堂，显得局促又炎热。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此地遭受过严重的损害，原先的住户只剩下大约百分之三，后来有其他省份的人迁入，包括许多教徒。在李希霍芬眼里，这些多来自湖北的教徒虽遵守教规，但仍像其他中国人那样好奇、污秽和无知，女信徒也因裹脚而不便劳作。李希霍芬认为，神父应该首先将自己的信众从脏兮兮的外表里解脱出来，并去除信众头脑中原先的旧迷信。但他也认识到，这里的传教经费主要靠穷教徒的捐赠维持，要改变现状谈何容易。这又让他意识到天主教传教事业的一大失误，即大把的钱被用于像广州、上海、南京、北京这样的主教区里建造教堂以及装点门面上，底下的小传教站却过这样的苦日子。
1871年9月底起的考察是李希霍芬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漫长的中国考察。他从上海到北京，又从北京至山西、蒙古、陕西、四川，再沿长江而下回到上海。一路上，李希霍芬和各地传教士来往相当密切。11月3日，李希霍芬途经宣化府时就曾去拜访位于市中心的天主教传教会。紧接着在张家口时，李希霍芬一行又遇上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费兰登（Mynheer Verlinden），而后者与李希霍芬的随从保罗是老相识。费兰登让教会的车辆帮忙运送众人行李，并带领他们前往教会驻地。从11月7日至16日，李希霍芬先后在教会驻地西湾子、西营子、二十三号居住，考察了当地的地理和煤矿井，生活也相当惬意。教会在这些地方拥有大量的土地，然后租给从山西来的移民，从而形成一个个教友村。李希霍芬透露，这些田产是传教士的有力权柄，教会从田地收成中抽取十分之一二，收入颇丰。11月17日，李希霍芬又在费兰登神父的陪同下去往山西大同，于20日抵达目的地。22日，费兰登还亲自带他下煤矿井，矿井里温度很高，让从头到脚穿着皮衣的神父挥汗如雨。12月8日，李希霍芬到达山西太原，住进了意大利方济各会的驻地房屋里。虽然心存感激，但李希霍芬对这里并不太满意，他觉得传教士的见识不高，伙食太差，而且在临别之前教会的代理主教居然还向其要钱。在给父母的信中，李希霍芬不禁抱怨道：尽管他住教会那里是免费的，但他平时经常请传教士吃饭，还塞给他们小费，想不到这些传教士还要向他这样身在半路的旅人索要“施舍”，且至少想要50两。最后他没给这笔“施舍”，但还是付了小费。相比之下，比利时传教士们的待客之道要高尚许多。次年1月3日，李希霍芬到达西安。因受回乱影响，沿途村庄尽毁，人烟稀少。西安城内也有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传教站，传教士们邀请李希霍芬去吃饭，还特地上了欧洲菜。但李希霍芬还是有点心有余悸。其中一位神父帮他租好了去四川的牲口，买好了15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其实李希霍芬原先的计划是从西安出发穿过甘肃和伊犁回到欧洲，但从神父那里得知回乱的详情后，他放弃了这一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