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宗族纠纷险变械斗 政府清理宗族祠堂惹争议（二）

政府出台《关于依法取缔非法宗族组织，严厉打击非法宗族活动的若干规定》

27日，丁龙两姓理事会会长分别投案自首。至记者截稿时，共有17人被抓捕，其中4人为自首，仍有多人在逃。

公安机关收缴了铁棍、钢管、刀具和竹枪等武器859件，没收族旗30多面。

由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担任组长的“‘4·26’聚众闹事事件处置领导小组”也随即成立，1000余名各级干部、公安干警，在丁龙两姓村民中逐家走访，让他们签订保证不参加宗族聚众械斗的保证书。同时，基层政府分别组织召开党员大会和群众大会，“声讨宗族派性的极端危害性”。

4月28日，万载县委、县政府出台《关于依法取缔非法宗族组织，严厉打击非法宗族活动的若干规定》，上面指出，“近几年来，我县一些地方非法宗族组织发展较快，宗族势力抬头并迅速膨胀，非法宗族活动愈演愈烈，已对基层政权的稳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及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构成重大威胁”。

打击宗族组织的运动全面开始了。27日，池溪丁氏祠堂和株潭龙氏祠堂被清理，株潭镇人口仅次于龙姓的高氏宗族的祠堂受到波及，也被清理。

28日，对祠堂的清理开始扩及全县每一个村庄。万载县民政局局长于东军说，县内所有的宗族组织和祠堂均未登记，按照规定，他们即便申请登记也不会被批准。各宗族也未采取“傩舞理事会”或“龙舟理事会”等变通形式予以登记。这些未经批准就成立的宗族组织，均被取缔，宗族活动也被查禁。按照万载县委、县政府出台的规定，任何宗族组织、团体和姓氏不准新建、扩建、改建宗族祠堂和庙宇。已建的宗族祠堂，属危房的予以拆除，其余收归当地村委会统一管理，并逐步改为农民夜校或文体活动中心等。

各种宣传活动也开始展开，万载县电视台开设了“打击宗族派性”的专栏，县司法局也编印好了一本“打击宗族势力，构建和谐万载”的宣传册。县里还组织了千人工作团，下派到各乡镇（街道）进行宣讲。

“打击宗族派性”运动和农村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据万载县政法委副书记刘继贤介绍，县内的每位干部被要求捐赠5本法律、科教或文艺书籍。一些健身器材也被运到改造后的祠堂中。而在此次运动中被收缴的宗族理事会的资金，也将被用于乡村的文化建设和宣传。

与之相配套的是干部的整风，“五一”长假后，万载县开展了一次为时七天的“五同五帮”活动，抽调各机关干部到农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进步”，以图“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让群众感到干部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和亲人”。

新中国成立前，江西省万载县的宗族活动异常活跃。1933年，《申报》特派记者陈庚雅在一篇通讯中用超过三分之一的笔墨来描述万载县的宗族。当时的万载“各姓氏之宗祠家庙，林立栉比，颇有宗法社会之意识”。那时的宗族一般均有族产，族人经常在祭祀或做寿之时欢会聚餐。宗族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经济援助，这其中包括对老者的赞助和对学子的嘉奖。

据《株潭镇志》，1949年7月18日，解放军43军128师解放株潭，随后成立中共株潭区工作委员会，株潭区政府和区中队，址设“龙祥英祠”。此后，政府接收宗族、地主、祠堂、庙宇店面3．3万平方米，作为公产店面，由株潭区人民政府管理。“文革”结束后，株潭镇龙姓的三座祠堂——龙祥英祠、巨舟公祠和龙志霖祠分别被株潭镇政府、株潭镇红星村村委会及一家镇办农具厂使用。

在20世纪90年代初，宗族活动开始出现复兴迹象，很多姓氏开始重修族谱。据株潭镇党委书记喻阳青介绍，到2000年前后，各姓氏欲收回祠堂的意愿开始强烈，镇政府迄今也未恢复为“龙祥英祠”。但在2000年前后，龙姓的巨舟公祠和龙志霖祠都回到了龙姓手中，他们随即开始对祠堂进行重建。与龙姓祠堂回归相伴随的，是全县范围内的祠堂重建和新建风潮。

宗族理事会开始活跃，同宗族人士的联系日益密切。与解放前相比，宗族内部不再有族规，宗族长老对族人不再具有惩治的权力，其道德规劝力减弱；没有了族产，解放前那种组织化的对贫困族人的经济援助已经消失，但同族间的互相帮忙仍然存在。宗族内的活动更多集中在族人的婚丧嫁娶和祭祀扫墓上，池溪村的丁姓还经常在一起表演傩舞。

祠堂更多地成为大家聚餐的地方，族人的婚筵和寿筵多在这里举行，杯盏交错间，宗族内部强势的凝聚力日渐形成。政府和村委会也开始感觉到宗族对地方治理的影响。

宗族是与非

究竟是封建主义的回潮还是有助于乡村治理？对宗族复兴的利弊看法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