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雕版印刷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清末才逐渐被西方传入的铅印、石印等西式印刷方式所替代而退居次要地位。石印与铅印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尤其是在19世纪末，石印进入商业领域后，更是迎来了长达30年的辉煌时期。无论是传统典籍的翻印，还是新学期刊、报纸、丛书的流布，时人都愿意采用这种操作简便，省时省力的印刷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铅印技术的进步，石印逐步被取代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以至今日若非专研印刷史的学人，普通百姓中已经鲜少有人知道了。其实，石印和近代铅印活字印刷一样，都与十九世纪初年来华的传教士密切相关，至迟在1830年代，为了宣教的便利，在新加坡、南洋和中国境内都有不少传教士尝试进行中文石印的实践活动。
石印术在中国最早用来传播福音
石印术是“石版印刷术”的简称。由德籍捷克人赛尼斐德（Alois Senefelder，1771--1834）于1796年发明。这项技术利用油水相斥的原理，用脂肪性油墨将图文绘制在石版上，然后以水润湿石板的表面，使没有图文的石板细孔蓄有水分，图文部分吸墨拒水，非图文部分吸水拒墨，再经过化学腐蚀而制成印版，最后在石印机上印刷成文。石印术刚发明时，因为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在最初的十年中并未引起太多注意。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才逐步为人所知。1819年，赛尼斐德的著作《石版术全书》的英译本出版，在英国掀起了一股石印热潮。恰在此时，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回英休假，有缘结识了大力提倡英国石印的文物专家费雪（Thomas Fisher, 1781-1936），从而得以接触到了石印这项新的印刷技术。
马礼逊和他的中国助手
晚清政府禁止传教士向华人宣教，传教士们很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马礼逊等人就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借助各种印刷品向华人传播福音。最初，他们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刊行中文版的圣经译著，但由于过度依赖华人刻工而屡屡受阻。此后，他也尝试过中文活字版印刷等方式，都先后因为各种原因失败。在英国休整期间，马礼逊学习并亲自尝试了石印技术，认为找到了最适合中文传教的印刷方法，并决心将之带往中国。中国的印书纸张较欧洲的略薄，不适合采用活字排印的西文书籍，当需要印刷中英文对照的图书时，就难以达到很好的效果，石印术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伦敦会1825年出版了马礼逊的新书《中国杂记》（Chinese Miscellany），其中就有包括马礼逊撰写的三幅图文在内的十二幅中文石印作品。
1826年9月，马礼逊携带自费购买的石印机回到中国，在澳门与儿子马儒翰及华人助手，共同合作完成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次石印实践。但此后不久，因为马儒翰前往马六甲陪伴生病的胞姐，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和伦敦会之间发生龃龉，无暇顾及而致石印活动产生停顿。直到数年之后，马儒翰回到中国，马礼逊才开始一边订购和铸造中文活字，一边继续进行石印印刷。马儒翰此后又聘用中国教徒屈昂为助手，传授他石印技术，两人合作印刷了一些宣教使用的单张和图片，也少量承接西方商人的委托印刷订单。但随着马礼逊的去世，屈昂受梁发牵连避祸逃往马六甲，石印机器遂被闲置，跟着马儒翰将活字印刷机出租他用，马氏父子的印刷活动至此彻底结束。相比之下，另外一位伦敦会的传教士麦都思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进行所进行的中文石印活动，时间较长、规模也更大。与马氏父子相比，麦都思的石印技术更为成熟，不仅能印刷图画和单张，也能印刷大部头的作品。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二册本的《华英字典》，从1841年开印至1843年完成，每部1486页，采用活字和石印参杂的方式，把中西文字结合了起来，不仅美观且价格低廉，深受学子欢迎。《华英字典》出版后不久，麦都思就携带着印刷设备远航上海。
旅居澳门的英国画家金纳理（Georage Chinnery）执笔，马儒翰印刷的广州十三洋行的风景画。
西医人体器官插图“触目惊心” 1843年的年末，麦都思和伦敦会的医药传教士雒魏林到达上海，创建了当地第一个基督教新教布道站。他的印刷设备经新加坡运往香港，再经舟山抵达上海，过程中遇到大水浸泡，有所残损，经过休整直到翌年5月才妥当开印。麦都思在上海县城东门外借到了一栋两层楼的住房，楼上住人，楼下作为印刷间和装订间。1845年年底，麦都思租下了位于英租界洋泾浜附近，距上海县城北门约半英里的第61分地，面积为13.31亩，在这里逐步建筑起印刷所、传教士住宅以及华人员工宿舍。这一区域连同“天安堂”和同期建立的仁济医院等，构成相当宽敞的一处庄园，当时人称“麦家圈”。在时人王韬的笔下，这里：“竹篱花架，菊圃兰畦，颇有野外风趣。”墨海书馆出版的书籍，木版雕印、铅印和石印都有，但主要为前两者。石印的书只有《祈祷式文》、《耶稣降世传》等极少数几种。这是因为当时上海难以寻觅到合适的石印版材，墨海书馆使用的石印设备是比较原始的木质手摇机，速度慢，印刷效果也不佳。另外由于早期石印制版采用特制的汽水墨直接反书在石头上，或者正书在专用的汽水纸上再复制到石头上。这对于习惯使用软毛笔书写的中国文人来说，无疑存在巨大的难度。即便是在墨海书馆这样的大型机构，专职负责誊写稿件的“秉笔华士”出于中国文人的自尊，也不愿意亲自坐在石板前绘石。这一工作一般都是由华人技工操作的，他们书写的作品自然不够美观，对看惯精美刻本的中国知识阶层来说，是很难接受的。石印也就难敌铅印，逐渐被边缘化，仅限于印刷一些图画或小传单了。到了1860年前后，伴随着麦都思的逝世和伟烈亚力的离职，墨海书馆的出版业务也逐步萎缩，其所承担的多项出版任务，也转由宁波迁沪的美华书馆承担。
当伦敦会上海站开始减少石印的时候，在广东站行医的马礼逊长婿合信却跃跃欲试。他于1847年建立广州布道站，并开设惠爱医馆。在他出版的《天文略论》、《全体新论》等著作中，均采用石印技术印刷了逼真的插图，引人瞩目。1851年广东惠爱医馆印刷的《全体新论》中，136幅石印人体器官插图，就因其细致、逼真的特点，给时人以巨大的震撼。即便放在今天，也可媲美任何生理卫生教材的插图。更何况是在一百六十年前，从未接触过西医的时人眼中了，即便用“触目惊心”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似乎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