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性治疗师：一对一教人如何好好做爱(6)

中国性学会尽管是国内性学界最权威的学术组织，但就在它举办首批性治疗师培训班的那一年，还爆出从事商业活动牟利的丑闻，受到民政部停止活动半年的处罚。中国性学会后来再也没有办过类似的培训班。尽管性学界一直试图把“性治疗师”推入正式职业序列，但这一“转正”需要经过劳动部门和卫生部门的认可，迄今没有成功。

在中国大陆，想在现有体系内从事合法的性治疗也并非完全没有办法。深圳市原计生委主任陶林介绍说，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目录里，有心理咨询师、生殖健康咨询师、婚姻咨询师这三个职业，其中后两个都是2007年以后才颁布的，比较新，较少为人所知。与性相关的咨询工作，可以在这三个国家认可并有注册的任何一个资质庇护下进行。

在台湾，童嵩珍的治疗不涉及药物和开刀，因此可以规避医疗管理部门的介入，她的诊所是公司性质，名字也不包含“性治疗”的字眼，而是“性健康管理中心”。在大陆，童嵩珍选择与医院合作的模式运营，以此获得资质的保护。

像吴敏伦那样，在公立医院里以精神科医生的身份来做性治疗，是所有人认可的眼下最为理想和安全的模式。但吴敏伦坦言，尽管他做了30多年的性治疗与研究，带了几十个学生，但却没有学术接班人。“做医生赚钱是很容易的，而做性治疗既困难，又没什么钱，难以吸引医学院的学生。所以性治疗这一行目前都是非医学人士介入比较多。”

在华人性学家大会上，同时成立了“中华性治疗协会”。该协会在台湾注册，会长是马晓年，副会长有童嵩珍等人。据马晓年透露，这个协会并非由他主导，而是由童嵩珍等人发起的。“因为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是一个纯学术的非营利性组织，不能用来赚钱。而童嵩珍他们可能想利用这个性治疗协会平台做些培训。听说注册手续还在办理中，我和阮芳赋等几位专家正在起草一个性治疗行业标准。没有标准，不规范起来，这个行业就没法发展。”马晓年说。

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潘绥铭在2013年7月出版的《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一书里，提出了对性的“医学化”的批判。他指出，大多数西方社会在医学标准支配了大部分日常生活以后，就已经被“医学化”了，甚至是被“过度医学化”了，这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不仅个人的，而且整个社会的判定标准，都几乎完全归顺并臣服于医学。

在“医学化”的框架下，自从20世纪以来，性就一直是医学重点加以治疗和干预的一个范畴，并且被极其严重地“问题化”和“污名化”了。比如，一提到性，不是“性障碍（阳痿、早泄、性冷淡等）”就是“性变态”——最新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性成瘾”。

医学化的认知，必将带来医学的矫正与治疗，甚至会成为唯一的解决手段。比如对于同性恋、虐恋、恋物以及一切“性反常”或者“性偏离”的现象，都曾经或者正在被“医治”，不仅是心理和药物的治疗，还常常被认为应该直接动手术。说到底，医学化其实就是社会试图通过医学的理解模式与治疗手段，来规范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与实践，尤其是要剿灭一切异端。

然而，从事实务工作的医生和治疗师们并没有潘绥铭这样的认识高度和“愤慨”。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李宏军专长于男科疾病的诊治，谈到对性治疗的理解，他说，“我们这一行有个原则，叫做‘医不叩门’。比如，性交半分钟射精算不算早泄？如果他没有来看病，那就说明这对他不是个困扰。可是，有的人10分钟射精，他照样来找我，说要调到20分钟，那我就得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医学家们依旧满怀热情地畅想性治疗的未来。

马晓年说，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虚拟性治疗”。其基本方法是，让患者戴上特制的头盔与眼镜，穿上布满传感器的紧身治疗衫，坐在能固定四肢的治疗椅上。计算机就会按事先设计好的程序运转起来并把相应的电生理信号输入头盔、眼镜和治疗衫，患者便可以接受到如同实际生活中那样的、但却是模拟的触摸刺激，这样的性刺激相当于给患者提供了舒适的爱抚，并让患者享受到充分的、甚至是超常的性感受。

计算机可以让患者超越时空的限制，重新经历往昔的生活，并在关键的时刻纠正错误和过失、消除不愉快的经历，还可以实现和满足患者的一切性要求或性幻想。重要的一点是，与童嵩珍的“抓小鸟”不同，虚拟性治疗的方式，将几乎涉及不到伦理或道德方面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