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认为,八项规定对2013年GDP的影响可能达到0.6 %—1.5%。但在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进行交流时,张仲梁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长期保持在6%左右的新常态,不过短期来看,GDP增速跌破7.2%的可能性不大。“中央要保持1000万人的就业水准,就必须保持7.2%以上的经济区间。可以预见,当GDP增速低于7.2%,中央政府肯定要采取措施,但在低于7.2%之前,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不会大动。”
社会:重新确立公与私的概念
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堪在其经典巨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曾写道,在后工业社会中,人类必须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个人动机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理清公与私的关系,才能有效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
但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中国与外界最大的文化价值差异就出在公私不分上。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说的是衡量一个男人是否成功有4个标准: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烟酒基本靠送、吃饭基本靠请。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事情。2008年,还在统计局负责国际培训工作的张仲梁前往联合国,与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会晤交流。在办公室里,沙祖康递给张仲梁一瓶矿泉水,并说自己喝的每一瓶水都是用工资买的。这让张仲梁大为惊讶:“在联合国,所有工作人员必须为自己办公室内的水付账,不管你是自己喝还是请人喝。这就是公私之间严格的界限。”
在张仲梁看来,中国社会长期公私不分,部分原因在于制度层面的不清晰。“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无私,似乎所有东西都是公家的。既然我的所有都是公家的,那公家的所有自然也都是我的了。规则制定的不完善,让一些人在利益诉求的驱使下,滋生出了潜规则。人追求利益的诉求不仅为古典经济学所认同,也为社会生物学所证实,如果规则设计有漏洞,或者违规成本低,公与私的界限就会进一步模糊。”
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曾指出,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被称为“塔西佗陷阱”,是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张仲梁认为,八项规定的出台,给重新界定公与私的边界提供了一个契机。“从社会层面来说,它让民众看到了规则可以这样制定,也让民众感受到了规则可以这么管用。而从政府层面来说,八项规定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可以说,八项规定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将远远超出其现在表现出来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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