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印刷丨问答

19世纪后半叶，取代木刻的是石印还是活字印刷？拼合字的缘起是什么？影响如何？西方传教士为中国读者翻译宗教经典，如何做到信达雅？苏精老师如何在研究中做到“不疑处有疑”？下部书又会讲什么？……本期，有请苏精老师为我们答疑解惑。

苏精先生长期致力于研究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著有《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近代藏书三十家》等。在新著《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7月；中华书局，2018年5月）中，苏精查阅了大量西文档案，细致爬梳、对比了各类中西文献，将十九世纪西方各个教会的基督教传教士使用西式金属活字印刷中文图书的具体过程，完整地加以呈现。此书甫一出版，即赢得广泛关注。而在这次访谈之中，苏精先生既回应了对其著作的批评与商榷意见，也详细介绍了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相关情况。

本期嘉宾：苏精老师

19世纪后半叶，取代木刻的是石印还是活字印刷？

郑诗亮：柳向春先生在《铸以代刻》的书评《西方传教士如何颠覆中国传统雕版印刷》中提到，石印而非活字印刷，才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对雕版印刷构成真正威胁的杀手。民国中期以来，由于铅印等更加便捷的现代印刷手段的发明与引进，广义的“铸以代刻”才真正成为现实。对这个观点，不知您作何评价？

苏精：的确有不少人说，取代传统木刻的是照相石印，而非铸造的活字印刷。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照相石印在十九世纪最后确实狂飙了近三十年，许多研究者被石印倏然而起的声势吸引，却忽略了在照相石印之前，活字印刷历经数十年的技术建设后，从1860年代中期起逐渐取代木刻市场的事实。活字印刷不像照相石印一窝蜂似的突然兴起而炫人耳目，也不像石印几乎完全集中在上海等少数大都市，而是稳扎稳打地在全国各地普遍取代木刻，而且在进入二十世纪后，石印失去重要的科举考试用书生意，加上整体旧学图书的市场也告衰退，石印的生意从狂飙大幅度显著消褪，但活字印刷继续稳健地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因此，说石印和活字印刷在十九世纪末年共同取代木刻是可以的，若说是石印而非活字取代木刻则是以偏概全、言过其实了。

拼合字的缘起是什么？影响如何？

郑诗亮：也是在同一篇书评当中，柳向春先生提到“拼合字”这种印刷手段，并举了出版世家金山钱氏的钱国宝使用拼合字印制《江南北大营纪事本末序》为例。您在《铸以代刻》也多处论及巴黎活字与柏林活字，但是并没有专门论述。那么，关于拼合字的缘起以及影响，您怎么看呢，能请您详细谈一谈吗？

苏精：拼合活字起因于汉字字数多达数万，若逐一铸造，则所需时间与成本之巨，在十九世纪前期实为难以想象的事。于是，在1830年代指点巴黎活字制造的法国汉学家包铁（Pierre-Guillaume Pauthier）应用近似中文部首的办法，凡可以上下或左右拆解的汉字，都以拆解的部分活字拼合成字，而拆解的部分活字还可以和其他部分拼成其他汉字。例如不铸“清”字的活字，而以氵和青两个活字拼合，同时氵和青又可以分别和许多部分活字拼成更多的汉字，如江、河、倩、静等等。如此只需铸造较少量的活字，便能拼出为数较多的汉字，可以大量缩减整套活字铸造的时间与成本。

巴黎铸字匠李格昂的拼合式中文活字（1837）

此为《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第八章第二节《活字的问题》插图

举例而言：第一种拼合活字的巴黎活字，包含三千八百七十六个活字，却能拼出两万两千八百四十一个汉字；第二种拼合式的柏林活字，包含四千一百三十个活字，可拼出两万两千三十一个汉字；至于姜别利在美华书馆铸造第三种拼合式的上海活字，包含七千四百个活字，可以拼出最多的两万五千个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