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印刷丨问答(3)

再如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年长期在上海的两名传教士：伦敦会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和美国长老会的范约翰（John M. W. Farnham），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都对两人推崇赞许有加，但是档案中所见与一般表面所知有落差。

就慕维廉而言，他注重直接口头传教，不喜也无能力管理协助传教的墨海书馆与仁济医院，竟在1865年一年之中，结束了伦敦会上海布道站创立以来的墨海与仁济两大事业，将前者关闭，后者则轻易拱手让给一般西医经营。不仅如此，初到上海的资浅传教士若不能凡事接受慕维廉的领导，他即予以排挤，让对方不得不自行请求调往他处。

就范约翰而言，他相当不合群，在同会的传教士中人缘极差，几乎所有同会的传教士都和他保持距离，他一直批评同属上海布道站的美华书馆，等到1885年他终于主持美华后，却将美华管理得问题百出，长老会撤换他，他使出种种手段抗拒不接受，甚至对簿公堂，数年中闹得不可开交，让长老会总部及华中教区耗费许多时间与工夫处理他引起的问题。范约翰所办清心书院和《小孩月报》都获得研究者赞美，但若要评论他整体在华传教工作的成就，却不知或忽视他引起的诸多困扰，恐怕就有欠真实、客观与公允。

西方传教士是否主要出版传教资料？

郑诗亮：邹振环教授提到，您在书中讨论西方传教士的出版机构的时候，涉及传教资料太多，世俗的科学和人文书籍太少，但这些非宗教读物的影响力往往要大于宗教读物。对此您怎么看？后续您有想法要弥补这一遗憾吗？

苏精：邹老师评论的是实在话，我在拙书中讨论的也是实在话，传教士档案中的传教出版品史料本来就远多于科学人文书籍的史料，他们的终极关怀毕竟还是在信仰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算不上遗憾，如果传教士真留下不少科学人文图书的文献，而我只利用了其中一部份，那就真是遗憾了。

苏精老师如何在研究中做到“不疑处有疑”？

郑诗亮：接下来想请您谈谈方法问题。您纠正了很多传教士记载和学者研究著述的谬误，请问，您是如何做到“不疑处有疑”的呢？

苏精：简单说，第一就是仔细阅读和独立思考。例如，从来都认为著名杂志《遐迩贯珍》1853年创刊时的主编是麦都思（W. H. Medhurst），但我觉得《遐迩贯珍》在香港印刷出版，而麦都思人在上海，以当时沪港两地的海上交通单程需要十天至半个月，上海的麦都思不可能主编香港的《遐迩贯珍》——这样的怀疑其实只是本于常识，并不特别。顺着这个念头动手找下去，就发现不少史料都足以证明，当时人在香港的麦都思儿子麦华陀（W. H. Medhurst, Jr.）才是主编。

第二是多读多用第一手史料，自然容易看出变造的或根据二手史料而来的说法错误与矛盾。例如，我在拙书《林则徐看见的世界》中讨论的，1985年时有人变造林则徐所雇四名翻译官的传教士史料内容，还写成论文出版，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近三十年来所有关于这些翻译官的中文论著都受其误导，但我就用过同样的一批传教士档案，而变造者自己没见过这些史料，只是间接引用英文论著，却敢于变造，自然漏洞百出而经不起考验。

苏精老师的下部书会讲什么？

郑诗亮：上次关于《铸以代刻》的讲座之中，您谈到，要节省目力，阅读更多档案。让我好奇的是，接下来您还有哪些档案需要阅读，又打算从中提炼、写作什么样的著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