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印刷丨问答(2)

拼合活字在铸造时有省时省工的优点，但应用时检字、拼字和排字都较费工夫，也比较容易出错，更严重的是以同一部分活字硬性和其他活字拼合，势必牺牲中国文字书法的匀称平衡之美，以致拼出许多和中国人习见者大为不同的别扭拙劣字形，但初期（1830年代）拼合活字的外国制造者不能领会中国书法之美，也不以拼成的“洋相”字形为怪。美华书馆先购置巴黎和柏林两种拼合活字，由主持的传教士就其中字形不佳者逐字改善或重铸，同时增加其中的全字，减少拼合字，并由中国人书写及雕刻字形，缺失逐渐减少，到1860年代中期，美华书馆自行开发铸造的拼合式上海活字上市，此后就不再听说有人批评其字形了。由于美华是十九世纪最大的中文活字生产与供应者，因此中国内外的中文印刷业曾长期普遍使用美华的三种拼合活字，这是近代中文活字印刷发展过程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西方传教士为中国读者翻译宗教经典，如何做到信达雅？

郑诗亮：我们知道，您在长期的学术训练当中，积累了丰富的基督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知识。而在写作《铸以代刻》这本书的时候，又查阅了大量档案。那么，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那些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当他们面对宗教经典的翻译问题的时候，如何做到，一方面照顾中国的文化语境与中国百姓的接受能力，一方面又保持宗教的本真性呢？

苏精：以初期圣经中译为例，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在翻译之前，先深入了解中国人各种文体，并试行翻译，他翻译过官方文书、儒佛仙道、小说诗文、劝世文及书信等等，他还是第一位英译《红楼梦》（节译）的人。但是，马礼逊在翻译圣经时，因坚持绝对忠于原文直译，结果译文中经常出现令人莫名其妙的经文，如“暗在深之面上”（创世纪1:2）、“尔室之勤烈，尽吃我焉”（约翰福音2:17）等等，前者在后来通行至今的和合本改译为“渊面黑暗”，后者则改译成“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通行至今的和合本《圣经》

马礼逊之后的传教士译经，不再坚持逐字照译的原则，并大多采用集体进行方式，同时又借重中国士人担任翻译助手，以期译文既合于原本，又适应中文的语境。例如1840年代进行的“委办本”翻译，由在华传教士推举代表组成翻译委员会，开会前各代表按照进度准备自己的译稿，依代表之一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eman）所记，他自己的版本是由跟着他学习十几年英文的梁进德（梁发之子）先从英文本译出中文初稿，经裨治文以希腊文本校对正误后，交给他的中文老师润饰文字，再由裨治文、梁进德和中文老师共同以前人的译本逐字考校而成。裨治文又说，代表们开会时，每人各带一名中文助手出席外，还有三名中国助手供代表共同咨询之用。这些层层严密的办法是为了尽量达到译文存真和中文化的地步，至于实际上有无达成目标或达成多少，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近代在华传教士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郑诗亮：您阅读了那么多档案，肯定保存了很多关于传教士本人的细节。那么，从中国近代西人在华传教史这个角度而言，其中提供了哪些有价值却又尚未为人关注的历史事实呢？

苏精：当年传教士的档案内容非常广泛，也包含他们自己的思想言行在内，这些对研究传教士个人或整体对华传教史都极为重要，因为其中不乏少为人知或甚至与已知相去甚远的事实。

例如，关于马礼逊的论著或传记中，他从来都是成就基督教来华的大事业而受到基督教界推崇欢呼的人物，但是从他与所属伦敦传教会来往书信的内容可知，他和母会的关系并非一直处于顺境，马礼逊曾公开批评传教会的理事和秘书以上司自居，对待传教士如下属，他没有指明是针对母会而言，但已引起母会理事和秘书的不快，也因此他在世最后七八年间受到母会的冷落和疏离，他自己更感到相当挫折。可是以往马礼逊的研究者，或许是为了维持他和教会的完美形象，也可能是没有利用过档案而有所不知，都不曾论及这些不愉快的事，不论是有意的忽略或无意的不知，后果是对马礼逊的了解不够真实、完整，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探讨也不够深入。

马礼逊

想了解马礼逊在印刷方面的更多故事，请参阅《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