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五的真名叫郭子雄,是徐志摩的学生。1927年,他在光华大学读书时,和几位同学一起邀请鲁迅来做演讲,并做笔录。1929年,他听从徐志摩的建议,到英国留学,读政治经济,回国后写了很多关于英国的散文。1934年,苏慧廉病危的时候,郭子雄去病房探望:“我买了一束白的玫瑰花走去看他,他坐在床上,精神好像还不错。后来他由医院搬回了家里,我再去看他,面容大不如前,有若西去的斜阳,一见便知道他不能久留。最后一次我立在他的病榻前,他的两眼望着我,好像有无限的衷曲隐藏在里面,终于用着颤动的声音对我说:‘国家是不会亡的,一个人可以死去,一个民族绝不会消灭。短时期的受外国压迫,在长久的历史中,不算什么一回事,你们不要太悲观。努力,努力向前去。’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受了极度的感动,想到平生对于苏熙老有好感亦有恶感,但此时我万分钦佩他的意见,这是不朽的名言,他不仅对我一个人说,他是对全中国的人说的。”
“中国通”费正清也曾在牛津大学就读。当时,学校指定苏慧廉作为他的文学士论文导师。费正清在自传中说:“苏博士是宽厚长者,他向我解释,他刚巧在校对他的《汉语佛教术语词典》,但乐意在午茶之际的任何时间接见我,并无论如何会与退职隐居在伦敦郊外的马士写信联系。”当时,费正清正把中国海关作为研究起点。而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闻名的马士曾在中国海关任职三十多年。费正清还说:“我自学汉语始于苏慧廉博士送我的第一本布勒克《汉语书面语渐进练习》。”可以说,费正清到中国考察,日后学有所成,深得苏慧廉的帮助。
苏慧廉1920年开始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直至1935年去世。久居汉学教授席位,因此,前往牛津访问的中国学者或多或少都与苏慧廉有过往来。1920年,蔡元培受政府指派到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次年5月3日抵达伦敦。5日到图书馆,苏慧廉(蔡日记中记为苏齐尔)招待。洪业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曾到哈佛大学讲学。离开北京赴哈佛时,游历欧洲,到牛津拜访过苏慧廉。《洪业传》记载,苏慧廉“特意给他几个质难问题,见洪业应付裕如后,才对他平等相待”。《洪业传》中把苏慧廉译为苏迪赫尔。
1926年,苏慧廉被英国政府派遣任英中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并作为威灵顿爵士代表团团员,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个身份使他有机会更加深入中国学界。
《吴宓日记》1926年6月4日:“四时半,至东四头燕京华文学校,赴该校邀茶会。到会者多所谓北京研究国学之中外名流。有戴闻达J. J. L. Duyvendak、苏慧廉William Soothill及Davis(of Pan-Pacific Union)等之演说,又参观其图书馆等。”据当年的《北大日刊》记载,苏慧廉曾与胡适一同出席北大学术研讨会闭会式。苏慧廉在会上介绍了中英关系和牛津大学的状况。《顾颉刚日记》同年7月8日写道:“到第一院图书馆,为苏锡尔教授讯问阜昌《禹迹》、《华夷》两图也。”苏锡尔即苏慧廉。那年,《古史辩》出版,顾颉刚还特地赠送了一本给苏慧廉。
苏慧廉回国,作为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胡适也要到英国参加会议。他们在哈尔滨会合后,一同乘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这次中国之行,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也跟随而来。谢福芸是位作家,她把对胡适的印象,写进了小说。胡适访问牛津时,苏慧廉(胡适译为肖塞尔)到火车站接。胡适在11月21日记下:“因天气甚好,他带我去看心灵学院、玛格拉林学院、基督教堂。到他家见到肖塞尔夫人和霍里女士。”第二天,苏慧廉又带胡适去看鲍德列恩图书馆。下午苏慧廉邀请来几十名知名人士,在家中开茶会,欢迎胡适。胡适说:“其意甚可感。”第三天,胡适在考试院讲演《中国之文艺复兴》,苏慧廉在《牛津大学校报》刊登了一则小广告。但胡适嫌广告做得不够大,“听众多是白发老人,少年人甚少”。但有人告诉他,这是听众最多一场演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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