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传教士与汉学家苏慧廉在温州(2)

　　高本汉1910年到该校任教，给学生教授法文、德文和英文。当时，高本汉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提到了苏慧廉：“所有在太原的英国人都很怪。首先是那位校长苏慧廉，过去是一位传教士，趾高气扬，自认为无所不知，事事都想插手，因此众人对他恨之入骨；他的老婆跟他是一丘之貉，神经质和醋意十足。然而他对我的善意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的书房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尽管高本汉对苏慧廉的印象不佳，但他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苏慧廉还答应为高本汉找到山西各地讲方言的人，以便他研究中国方言。

　　1910年，外方管理西学专斋时限到期，苏慧廉卸任。为了表彰李提摩太、苏慧廉办学有功，山西官员奏请清廷赏李提摩太三代正一品封典，苏慧廉二品顶戴并三代正二品封典。

　　此后，苏慧廉还为创办华中大学、培华女中作过积极努力。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关注，从1914年致莫里循函中可见一斑：“如果有‘势力范围’的话，我一直主张如果英国想保持扬子江流域为英国‘范围’的话，唯一的办法是要施加影响，使这个地区得到好处。做到这一点有许多办法，而促进教育发展是其中重要方法之一。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损害中国够多的了。现在是我们作为国家，为中国做点好事的时候了。”

　　1911年，苏慧廉回国。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天，社会动荡，使他不能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但依然心系中西文化交流，创办了法国华工青年会。后来赫赫有名的蒋廷黻、晏阳初当时曾在这个组织工作。

　　一战结束后，苏慧廉受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能担任这个席位，在西方学界是无上光荣的事。苏慧廉的前任和后继者理雅各、布勒克、德和美、霍克思等在西方学界灿若星辰。1938年，伯希和曾推荐陈寅恪担任此职，但陈因眼疾未能赴任。而苏慧廉就职前，因无合适人选，此席位已空缺了两年，可见器重。

　　苏慧廉的学术成就至少有三：一是为温州方言所作的贡献，翻译方言本《四福音和使徒行传》和《新约圣经》，并编写教材、字典，总结温州话的发音规律；二是把《论语》翻译成了英文，至今出了三十多版，堪称经典；三是对中国佛教经典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妙法莲华经》等佛经译成英文，并涉及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儒道释三教及民间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中国和西方》、《中国历史》、《中国和英国》、《中国儒道释三教研究》、《中国佛教术语词典》等专著。

　　苏慧廉的研究，深受中西学界重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多处引用了苏慧廉的学术观点。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引用了《中国历史》中的一句话：“1898年，慈禧镇压了戊戌变法，也就抽掉了支撑摇摇欲坠的清朝大厦的最后一根支柱。”

　　张君劢晚年著《新儒家思想史》，对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及其与西方哲学关系进行比较时，曾举苏慧廉著《中国三大宗教》为例，并引用此书的一段话：“中国有三个被承认的宗教。在三大宗教中，儒家通常被视为国教，但是，道家与法家也是被承认的。佛教从印度传入，儒家和道家都是本土宗教，是从同一根源产生的。原始宗教源于史前时代相信灵魂存在之说，可是，在儒家与道家分道扬镳之前，这种原始宗教早已达到相当高的阶段，不过仍然保留着它的灵魂说和神奇因素。”但张君劢认为这种儒家思想中含有中国宗教原始观念的看法是不对的。此后，台湾学者傅佩荣在《中国思想与基督宗教》一文中也提到了苏慧廉的这个论点。

　　陈鹤琴注意到了苏慧廉字汇方面的研究。他说：“苏慧廉曾有一种研究，不过他如何研究的我们已无从查考。我们只晓得克兰根据他所研究出来的字汇编造了一本《常用四千字录》，以便在华传教者学习中文之用。”

　　深深的中国情

　　苏慧廉在中国呆了几十年，对中国“无限的爱好”。一位叫华五的中国留学生在牛津曾与苏慧廉有过来往。他在《英国的汉学家》一文中说，在牛津，中国学生暗地里称呼苏慧廉做“苏熙老”。“每逢有新的中国学生去时，他总是请到他家去喝茶，有的人不大喜欢去，因为他说的话有时我们听不惯，可是他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国学生考进了大学或是得了文凭与学位，苏熙老都感到喜悦，好像父兄看见了子弟成材。”“有一次，他在家里做寿，大厅内挂着一幅红的寿幛，上面缀着一个金的寿字，有几个中国学生还去贺了喜。苏熙老做寿挂寿幛，显示他对于中国的爱好与留恋，其情绪是高贵的，正同留学生从外洋毕业归来，带回校徽与级徽，高悬在书斋里，对亲友们表示过去的光荣，动机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