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如何改变近代中文书籍印刷史(2)

苏先生有个博客，叫“档案如是说”。这也是他治学研究的一个特点。邹振环老师说，苏先生是有一分档案说一分话。苏先生多年来在史料方面用功很深，积累了大量的一手史料，这一点令与会学者颇为感佩。

要说《铸以代刻》的特别之处，苏先生认为是他整理和利用了第一手的史料，在史实的建构和叙述上比较具体和细致。苏先生在研究中利用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也就是当年传教士们留下的书信内容，由此尝试重建比较可靠的史实。在演讲中苏先生介绍说，从1992年开始接触传教士的文献之后，他就着手开始抄录他们的书信以及史料的内容。从伦敦会的档案开始，扩大到美部会的档案，后来又再度扩大到抄录美国长老传教会的档案，抄录文字已经超过了450万字。这450多万字的抄录档案除了传教士的档案之外，还包括了约17万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这些档案内容也不全都是印刷出版方面的内容，也包含医疗治病、学校教育、礼拜讲道和翻译活动等内容。这些多年积累的档案，正是苏先生撰写《铸以代刻》和其他几本书最主要的史料来源。

当然要做到这些努力并不容易，需要相当的耐心。在演讲中，苏先生展示了几张传教士的书信，有的文字纵横交错，相当难认，苏先生说他刚开始抄录这些传教士书信的时候是吃紧苦头，举字维艰。而在伦敦读书期间他还能就着原件摸索，回到台湾后就只能看胶卷和胶片，那更是辛苦。

传教士与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

《铸以代刻》探讨了从1807年到1873年的六十六年中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发展西式中文活字印刷取代传统木刻的过程，以及传教士创立和经营中文印刷出版机构的经验。出于传教需要，传教士在口说讲道以外，又用了印刷出版、学校教育和医疗等三种工具辅助传教，结果他们没有达成把中国基督教化的目标，而印刷出版、学校教育和医疗却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和影响。苏先生说，从1807年第一位传教士来华，到1873年第一家传教士印刷机构卖给了中国为止，传教士们尝试了多种印刷方法，包含了传统的木刻、逐字雕刻活字、半中半西的活字、铸版、石印和铸造的西式活字，最后运用了铸造的西式活字。这就是《铸以代刻》的缘起。

《铸以代刻》

十九世纪百年的西式活字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讨论和尝试时期。从传教士来华到鸦片战争前，大约30多年时间，传教士们在广州、澳门和东南亚各地，尝试以各种方法印刷中文图书，并比较各种方法的优点、缺点和他们的可行性。这些讨论与尝试主要是由最早来华并从事中文出版印刷事业的伦敦会和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进行的，并且伦敦会的传教士决定开始铸造中文活字。美国长老会则决定要购买法国人在巴黎铸造的拼合活字。但是，无论哪一种铸造的活字，在这段时期内成果都很有限，不便于实用。

其次是准备与奠基的时期。从鸦片战争到同治朝的30多年间，铸造的中文活字进入实用阶段，也坚定了在华传播的基础。铸造的中文活字在技术上已经充分具备和木刻竞争的生产条件了，更重要的是，这种印刷中文的方法，在这个时期内已经引起了迫切需要学习西方长技的中国人的注意，有些官员、士绅和商人都对此感到兴趣，他们不但购买活字和印刷机，开始使用了，甚至还买来了传教士所办的香港英华书院来经营。

第三阶段是发展和本土化的时期。从同光之际到19世纪结束之前，当时国内外形式快速变化，知识分子渴望获得即时的信息，并且想发表自己的高见。但是传统木刻无论满足大量快速生产的需求，这就让铸造的中文活字获得了加速发展的机会。这时也有中国人开始自行铸造中文活字。以西式活字和机器来打印，在这段时间，还成为了有些中国印刷出版机构业者标榜的宣传用语。同时中国人也取代了传教士，成为西式活字印刷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力量。因此，到了19世纪结束的时候，西式活字的印刷已经明显取代了木刻，成为中文印刷的主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