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如何改变近代中文书籍印刷史

2018年5月8日下午，“‘铸以代刻：中国近代印刷术的变革’暨《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新书发布会”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新闻出版博物馆和中华书局联合主办，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主持。《铸以代刻》是苏精先生的著作，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简体中文本。在发布会上，苏精先生以“19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为题发表了近一个小时的演讲，向听众介绍了写作此书的缘起、研究经历和《铸以代刻》一书的主要内容。演讲后，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教授、张仲民教授，宗教学系李天纲教授和上海图书馆张伟研究员等学者就相关问题与苏精先生进行了交流。

部分与会人员合影

从爱书到写书

在这次会议上，邹振环、李天纲、高晞等几位学者在谈到与苏精先生的结识时，都提到了他之前的两本著作——《近代藏书三十家》与《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这是苏精先生读博之前，还在图书馆工作时写作的两本书，用苏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是业余的。但这看似主题相关度不高的两本书开启了苏先生作为专业历史研究者的学术之路。

“我为什么会写《铸以代刻》？最简单的一句话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很有意义。三十多年前我出版了一本《近代藏书三十家》，也出版了一本《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都是业余的作品。就我个人而言，近二十多年来，在我撰写了藏书家以后，深深了解到自己知识的浅薄，对藏书的内容和思想一点都没有办法进一步体会和琢磨。我在自惭形秽、深感挫折之余就想另谋出路。我自己爱书，我本科会念图书馆系也是爱书的缘故，在这种情形下，我想到既然自己无法深入古书的天地当中，那么近代的新书和自己的时代比较接近，总会容易下手一些吧。这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念头，不过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也开始阅读了一些相关的文献，结果我发现无论是要研究近代图书的哪个环节，写作也好，印刷出版也好，出版传播或者典藏利用也好，每个环节都会有一个避免不了的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国的书如何从传统的内容和面貌转变成近现代图书的内容和面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就牵涉到了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其中的作用。好在我对传教士并不是完全的陌生，因为同文馆里面就有传教士担任教习，有很多传教士是英文教习，甚至还有总教习，所以我在撰写同文馆这本书的时候多少和他们打过照面。就这样，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做起传教士和近代中文印刷出版的研究了。”

1992年，46岁的苏先生辞去了图书馆的工作，前往英国读书，开始接触传教士的文献。此后二十多年，他的研究都以传教士为中心，大部分是关注他们的印刷出版活动，有的时候也写一点新闻史、医疗史或者翻译史方面的文章，所出的书，每本都和印刷出版有一些关系， 2000年出版的《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与《铸以代刻》关系最为密切，内容主题都是关于传教士引入西式中文活字取代传统木刻的过程，以及传教士创立和经营中文印刷出版机构的经验。既然两本书的主题一样，内容类似，为什么还要撰写《铸以代刻》呢？苏先生在演讲中特别就这一点做了说明。

会议现场

“推动西式中文印刷工作主要是英国伦敦会和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进行的。在《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的那本书当中，我只讨论了伦敦会传教士的工作，并没有涉及长老会的传教士。我总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不足，所以在《铸以代刻》这本书当中，我就以大约一半的篇幅讨论了美国长老会的中文印刷出版事业，包含他的开端以及先后在澳门、宁波和上海的情况等，我希望能够因此补充西式中文活字印刷来华的一幅拼图。

“至于《铸以代刻》另一半关于伦敦会和东印度公司中文印刷出版事业的内容，我在开始写之前考虑了这个问题，觉得要和马礼逊中文印刷出版的内容要各有重点，尽量避免重复，例如两本书当中都有讨论到马礼逊的中文印刷出版，但是在前一本书中主要是对他的活动做全面鸟瞰式的回顾，而在《铸以代刻》的书中我专门深入的探讨他从原来的重视、喜爱木刻转变成提倡和进行活字印刷的原因、过程和影响；又如在《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和《铸以代刻》两本书都提到了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所，但是前一本书中我集中在马礼逊字典印刷的这个课题上，而《铸以代刻》这本书中全面探讨了这个印刷出版机构的创立、经营、工匠、管理等。总之，我自己的期许是希望这本《铸以代刻》可以和先前的书合二为一，主题一致，内容互补。这样可以比较清楚的呈现传教士引介西式中文活字印刷的过程，以及他们创建和经营印刷出版机构的经验。这样的课题，过去已经有很多的专书与文章问世了，我自己当然希望这本《铸以代刻》对中国印刷出版史的研究能够多少有一些贡献，而不只是一本可有可无的书。”

大量一手史料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