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迦：西方传教士如何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轨迹(5)

再一个，谢福芸1959年去世的时候，我看到《泰晤士报》发表的讣闻挺长，说一个知名的作家去世了，第一段就介绍她是《名门》的作者，告诉英国人这本书是20年代出版的，这个人是谁，还以这几本书作为她的标志。谢福芸自己晚年其实生活挺艰难的。她的先生谢立山是爵士，英国政府可能对这种贵族遗孀有政府补贴，但你得写报告，英国人的收入是公开的，你今年纳税多少钱，今年收入多少钱，为什么申请这笔资助，还得有证明人。我在大英档案馆看到她写的申请资助的报告，声明自己的版税收入隔了30年以后已很有限，靠这个钱已经不能维持生活。

教会大学对中国贡献卓越

凤凰网：在原来的观念中，一直就有一个说法，教会是文化侵略，还是为帝国主义在中国谋取利益服务的。从表面上看，这套说辞似乎言之成理，也有一些人相信，他们认为，教会他就是来传播西方文化的，就是来影响我们的。那么，从苏慧廉等英国传教士的主观意识和实际行动来看，我们应该怎样理性客观地看待这些说法？

沈迦：这里有几个关系我觉得要厘清：第一个观点前面讲过，西方的教会是NGO组织。在今天的欧美也还是这样的，它不是政府组织，它们是政教分离的。所以，西方政府不可能拨款给宗教组织。因此，西方的教会跟政府没有关系，也不是为政府服务的，它不传播政府的理念跟意识形态。最简单的问题，我不拿你的工资，凭什么要给你做事情？有些人有意混淆这一点，要把这两者连在一起。

第二点，传教士到中国来，无论是建学校还是办医院，还是办慈善，建教堂，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传教，这一点是不可回避的，他第一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信仰，办学校跟医院，只是迂回战略，可能用这个方法能让中国民众更容易信基督教。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传教士传播的基督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就取决于对这个信仰的看法。他传播基督教，民众信了以后为美国政府服务，或者为帝国主义服务，还是信了之后为你服务了。信仰他要改造心灵，这个心灵最终是让你成为它的走狗还是让你成为自己、成为一个独立人格的人，我认为这是问题的核心。

当年教会学校毕业的、从欧美归来的留学生，包括后来成为中国两院院士的这些人，这些人回国以后，可以说顶起了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学术天空。这些人是为中国服务了，还是为美国服务了？民国的大师活的这么有风骨，他们做了洋人的走狗吗？没有。民国时代的大学毕业生，包括前面提到的周有光先生，为什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和道路，年逾百岁还要呐喊、发声？周有光先生刚刚去世了，但还有个年近九十的资中筠先生在发声，他们当年都在教会大学受过教育，你说他们是在为美国发声吗？他们以老迈之身承担起这个社会的良心和责任，就是觉得我应该做这个事啊！

那个时代讲健全的人格，苏慧廉也讲山西大学堂培养的就是学生健全的人格。上海圣约翰的校训是“光与真理”，其实这是耶鲁大学的校训。苏慧廉在温州的时候有中法战争，中法战争中国惨败，但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传到温州的时候，变成中国人胜利了。苏慧廉是读英文报纸的，知道中国败了，但民众都在传中国胜了，奔走相告，并且说这个老外怎么还在这里，应该赶出去。中国近代积弱，需要有谣言来安慰自己，那时候也没有多少人懂英文，不明真相。一百年后，我才读懂为什么中法战争在中国的信息传播会与事实大相径庭。

凤凰网：苏慧廉他们在中国做传教、办学校、办医院，做各种公益事业，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里面就陷入一个困境在于，一部分民众总是很容易被煽动，从你对苏慧廉父女，以及传教士的研究角度，你怎么看？

沈迦：我认为，容易被煽动的死结就是中国的每一个个体没有完成独立理性的建构，总认为自己是某一个组织中的依附者，没有独立人格与精神。用西方话来讲，中国一直没有完成个人的思想启蒙工作，这个工作至今都没有完成。我们所受的教育，一直是灌输、奴化的教育，中国儒家体系中，宗族也是束缚个人的。后来的教育也强调，集体利益比个人要大，个人是可以被牺牲掉的。你是不用思考的，只要听从、服从就可以了，长而久之，你也就不会思考了，只希望有人帮你解决问题。我觉得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

苏慧廉和其他传教士当年办的教会学校就要打破这一点，就是让每一个个体能够苏醒，每一个人都是伟大的，每一个生命都同等重要。谢福芸在北京办的学校，也是基于唤醒女性的独立意识。

采写：张弘（凤凰网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