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迦：西方传教士如何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轨迹(3)

沈迦：这其实就是世界主义、人道主义的胸怀和眼光，它已经跨越种族，甚至已经跨越宗教信仰，这才是伟大的人。就说基督教里面的传教士，他们是以天下为胸怀的。《寻找·苏慧廉》里面没有扩展开来讲更多，其实庚子教案里被杀掉的外国人，每一个人都有故事，当时大部分都选择不要赔偿。还有一个传教士全家死在这里，他的兄弟在美国，是美国当地的精英。他提出，用他哥哥的名字在太原办了一所医院，继续帮助当地百姓。还有几个死掉的美国传教士家庭联合起来，在孔祥熙的故乡山西太谷办了一所铭贤学校，委托孔祥熙做中方负责人。铭贤学校就是今天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它跟美国欧柏林大学结成姐妹学校。山西教案这些死难者家属，是用世界主义的胸怀回报中国。

凤凰网：这些事迹，让中国的一部分人指使人受到了很大的触动，这是否化解了后来的中西文化冲突？

沈迦：对抗转为平缓是1900年庚子教案以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慈禧已经知道，再跟西方如此对抗就完了，所以她终于决定放弃对抗。所以，1900年之后20年左右，迎来了西方的文化进入中国的黄金时间，那时候，人们开始以去教会学校读书为荣，同时，也以是一个基督徒为荣，那时上层社会很多人信奉基督，基督徒变成社会高等级人，反有优越感。同时也是那个阶段，中国建了最多的大学，最多的教会学校。

凤凰网：我记得，周有光先生大学一二年级就读于圣约翰大学，他的回忆录里面有一个细节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学生就业前景非常好，都是做外交官什么的，可以一跃进入精英阶层。

沈迦：对，民国初年的时候，外资开始大举进入中国，他们有资金的优势，有管理模式优势，你会英文，并且在文化上相对跟他接近，就能得到最好的就业，所以自然使得很多人愿意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但到1925年开始的民族主义浪潮，又开始一轮新的敌对，后来有“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我们看近代史的这一百年，从起先的亲英美，到后来孙中山联俄后，社会又开始转变。总之是反反复复。

凤凰网：《一条开往中国的船》里面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苏慧廉在山西大学堂，送了大概三十几个人去英国留学，后来都毕业了，有的后来还回到学校去服务。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以革命为职业，用爱国主义做旗帜煽动民众，导致矿山的合作告吹。英国人在的时候有技术也有很好的管理，效益也好，大家收入也高。学生起来把英国人轰走以后，矿山的效率很低，管理也很差，效益不如以前。

沈迦：实际的状况是，科举废掉以后，中国的留学生分两拨，一拨去欧美，一拨去日本。去欧美的后来很多变成技术人才，我们的两院院士大部分都是早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大文人，如胡适、钱钟书、冰心、徐志摩等，也是当年留学欧美的。但从日本回来的大多成了革命者。那个时候去欧美学费贵，旅途远，并且欧美学校门槛高，家里钱少进不了，你读书不好毕业不了。日本离中国近，旅费便宜，并且杂牌学校遍地，一些人就到那里混个文凭，不好好读书就走向社会。

谢福芸在英国名气比苏慧廉大

凤凰网：从苏慧廉到谢福芸，苏慧廉的影响主要在学术界，谢福芸的影响主要在英国的大众层面。这父女俩的这种中国情结之间，是有一种怎样的微妙的关系和渊源？

沈迦：他们的差异，有个性差异，也有职业的差异。苏慧廉的个性比较严谨，不苟言笑，比较严肃，做事条理性很强，极其的勤奋，非常适合做学术，所以他成为了极其伟大的汉学家。那个时代，在牛津做到汉学教授这个职务，就相当于欧洲汉学的皇冠，他的学术成就，大家今天有目共睹。也正因为这样个性，所以他留下的材料当中，基本没有自己的生活。即便是写一本温州的传教回忆录，写的也像是宗教调查报告。他不是一个生动的人，并且不记录今天到哪里，明天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