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迦：西方传教士如何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轨迹(2)

他们带来西方基督教的精神，那一套理念，跟中国2000年来儒家的思想体系是完全截然不同。中国最典型的士大夫的思维认为，我们有天下最好的一套文明体系，我们根本不需要你送来一套陌生的理念。第一，他们当年确实是夹着不平等条约而来，第二，带来完全陌生的理念，因此自然就有很多冲突。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当年的城市和农村，特别到县以下，都是儒家士绅占领了权力中心。基督教进来以后，突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特别是政府允许传教士在内地建立教堂以后，以教堂为中心的权力中心跟以孔庙为中心的权力中心发生权力争夺，下层的人想脱离以孔庙的那个中心，只要投靠教堂，那些人就没办法了。

这种冲突在当时有教堂的地方都有，其实这是教案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面上讲是一种思想的斗争，其实背后是一种权力的争夺。为什么在中国的教案当中会传出那么多谣言？说传教士杀了孩子，拿孩子的心肝、眼珠做药……很多教案里面都有这些遥远，这些谣言哪里来的？其实是当地士绅炮制、传播的，因为教堂动摇了他们的权力基础，越到下层，对儒家权力中心的动摇越大。原来一个宗族社会里，我完全可以说了算，今天突然来一个教堂，下层人跑到那边去，这就是晚清教案频发非常核心的一个原因。

凤凰网：也就是说，教堂改变了底层社会的权力格局，从而引发了纷争。

沈迦：是的。由于清廷屡战屡败，连李鸿章、慈禧都怕洋人，所以在地方上，有人跟洋人有矛盾打官司的时候，洋人一定赢。为什么呢？决定地方官的是他的上级，最上级都怕洋人，你还不输吗？那你越下面越输，底层民众的民族情绪就越强。洋人，包括部分传教士，因此就更趾高气昂。有些教民本身就是刁民，他们原来在儒家体系内是被边缘化的人，所以投靠了教堂这样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再加上有些西来传教士比较单纯，有时候会听信这些刁民的言论。传教士有时候为一个刁民上访到最上面，上头督下来结果知府就被免了。中国传统文人有些还是很有骨气的，心里不服，结果民族情绪、民族矛盾就越来越激烈。所以，这样的纠缠就变成一个个教案。

毓贤在山西屠杀传教士、妇女和儿童，今天看来不可理喻，但毓贤在他民族主义的自我思维的模式里，或者在他的拥趸当中，他是英雄。毓贤是读过书的人，有这么高的官职，他本质上不会是个简单的暴民。但是，他当着孩子的面把母亲杀了，当着先生的面把妻子杀了……毓贤在西方的形象就是一个尼禄，慈禧后来杀他，要做她的替罪羊。毓贤最后死亡的过程留下不少记录，他走向刑场的那天，兰州万人空巷，他慷慨激昂，民间给他多少挽联啊，他觉得自己是杀身成仁。假如把这两幅图拼起来，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分裂成什么样，但是，毓贤的思维模式很有市场。

沈迦

人道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

凤凰网：恰恰在这一点上，我看到苏慧廉的价值和意义，他在中国创办学校、医院也好，研究中国文化也好，尽管前面有很多的隔阂，但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和他自己的行为昭示之后，还是可以看到文明的融合，你怎么看？

沈迦：我们今天做的教育的工作，读书的目的，其实就是让天底下的人都能和平相处。恐怖组织那些人，到伦敦地铁一炸，他们做这个举动可能也觉得壮怀激烈。在某个层面，他不知道自己的所谓壮怀激烈，这个世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从这个层面看，毓贤也是不懂的。清廷害怕联军会开进山西，惶恐万分之际，有人想起了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能救这盘危局的也许只有这个洋人。李提摩太1901年5月29日将一份解决方案《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面交李鸿章。就赔偿问题提出如下建议：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限。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李提摩太自言：“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的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屠杀的主要原因。”李提摩太提交的这个共赢方案，苏慧廉认为是一个慷慨而伟大的提议，并且只有像李氏这样经验丰富与具远见卓识的人才能提出来，这才有了后来的山西大学堂。1907年7月苏慧廉偕妻子抵达太原，成为山西大学堂西斋第二任总教习。

凤凰网：李提摩太这个建议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还说不要再追究官员责任，因为牵动面太大，这种胸怀确实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