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物华天宝":近代江西何以衰落?

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赞誉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过这更像是一个初唐时期的预言。事实上，由于偏离中原的缘故，汉唐之前的江西在经济与文化方面并不繁盛。

江西的发达，最初可能起源于西晋末年北方士族的“衣冠南渡”，隋唐之后才日渐起色，至宋明时期则臻于极致，一时领天下之风骚。

据统计，自唐朝开科到清末1905年废除科举的一千多年中，江西共进士一万余人，占全国进士的十分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初建文二年（1400年）、永乐二年（1404年）的殿试中，江西人不仅包揽前三甲，而且前十名也占据大半。

不光是科举，二十五史（含《清史稿》）中列传的江西人高达八百余人，其中不乏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等知名人物，而其他如陶渊明、曾巩、黄庭坚、晏殊、周必大、杨万里、姜夔、汤显祖等，无一不是闻名天下的文坛巨子。

宋明时期的江西何以取得如此耀人的成绩？其中原因，恐怕有以下几条：

首先，江西是丘陵地带，又有长江天堑与北方相隔，历史上战争不多，规模、烈度也不会很大。和黄河流域、华北平原相比，江西的环境相对和平，有利于生产，也能吸引更多的北方移民。

其次，自秦汉至唐宋，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持续向南转移，而作为承接的前站，江西正是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受益者。从这个角度说，宋明时期江西的繁荣，实际上是此前汉唐中原文明的再生与复兴。

第三，江西的水土环境有利于农业耕作，气候也堪称适宜，自然灾害较少。因此，在北方移民将耕作技术传入后，江西的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宋明时期的领头羊。

此外，由于宋明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实际成为当时经济区域的中心，而长江、赣江及大庾岭商道如同大十字架一样贯穿全境，对江西经济的发展尤有助力。

对此现象，韩国学者吴金成在其新著《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中也指出，由于无数商人和商品经此交通线往来，赣江沿岸的原有城市更加繁荣，而且还促生了新的中小城市和定期墟市，各地出产的茶叶、苎麻、烟草、瓷器、纸张等相关农业、手工业也随之繁荣。此外，因贸易而催生的交通创造了船夫、纤夫、脚夫等运输业劳动者，人口的频繁流动也带来了经济活力和各种新事物。

正因为以上几个原因，江西在宋明时期的农业经济及传统工商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这也为江西文化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吴金成系韩国汉城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东洋史学、中国明清史研究，而其着力点又放在了明清时期的江西。近年来，吴金成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新著《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即对此时期的江西地方史研究作出不少有益的探索。

《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韩]吴金成著，崔荣根、薛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

在其新著中，吴金成也指出，进入明朝中期以后，江西经济与人文水平虽然大体持平，但已经被江浙（尤其是苏南、浙东）所超越。和后者相比，江西在明朝中期后明显缺乏后劲。如以科考名额为例，明清时期科考名额通常与各省承担的粮赋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江西粮赋在明初时排名前列（占10%左右），明中后期位列第二，清朝时退居第三。

对此现象，吴金成认为，这是因为江西在明中叶后陷于动荡、里甲解体、人口大规模外流所致。为此，作者举出王阳明平乱为例证，不过这似乎缺乏相应的说服力。事实上，类似的流民作乱各省都有，里甲归并、户口减少也未必是因为社会动荡，更何况江西人口并未显著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前的江西在经济社会结构并无太大变化。

那么，近代江西为何会急剧衰落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五口通商后，昔日贯穿江西南北、连接“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的大商道被废弃，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贸易干道也转为长江航道。

尔后，京广线取道湖南，江西由交通便利之所而变为交通死角，整个区域环境日趋封闭，这对于近代江西的发展无疑是个沉重打击。此外，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不多，而且一向固守农业传统，这在走向工业化的时代里显然十分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