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赞誉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过这更像是一个初唐时期的预言。事实上,由于偏离中原的缘故,汉唐之前的江西在经济与文化方面并不繁盛。
江西的发达,最初可能起源于西晋末年北方士族的“衣冠南渡”,隋唐之后才日渐起色,至宋明时期则臻于极致,一时领天下之风骚。
据统计,自唐朝开科到清末1905年废除科举的一千多年中,江西共进士一万余人,占全国进士的十分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初建文二年(1400年)、永乐二年(1404年)的殿试中,江西人不仅包揽前三甲,而且前十名也占据大半。
不光是科举,二十五史(含《清史稿》)中列传的江西人高达八百余人,其中不乏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等知名人物,而其他如陶渊明、曾巩、黄庭坚、晏殊、周必大、杨万里、姜夔、汤显祖等,无一不是闻名天下的文坛巨子。
宋明时期的江西何以取得如此耀人的成绩?其中原因,恐怕有以下几条:
首先,江西是丘陵地带,又有长江天堑与北方相隔,历史上战争不多,规模、烈度也不会很大。和黄河流域、华北平原相比,江西的环境相对和平,有利于生产,也能吸引更多的北方移民。
其次,自秦汉至唐宋,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持续向南转移,而作为承接的前站,江西正是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受益者。从这个角度说,宋明时期江西的繁荣,实际上是此前汉唐中原文明的再生与复兴。
第三,江西的水土环境有利于农业耕作,气候也堪称适宜,自然灾害较少。因此,在北方移民将耕作技术传入后,江西的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宋明时期的领头羊。
此外,由于宋明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实际成为当时经济区域的中心,而长江、赣江及大庾岭商道如同大十字架一样贯穿全境,对江西经济的发展尤有助力。
对此现象,韩国学者吴金成在其新著《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中也指出,由于无数商人和商品经此交通线往来,赣江沿岸的原有城市更加繁荣,而且还促生了新的中小城市和定期墟市,各地出产的茶叶、苎麻、烟草、瓷器、纸张等相关农业、手工业也随之繁荣。此外,因贸易而催生的交通创造了船夫、纤夫、脚夫等运输业劳动者,人口的频繁流动也带来了经济活力和各种新事物。
正因为以上几个原因,江西在宋明时期的农业经济及传统工商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这也为江西文化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吴金成系韩国汉城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东洋史学、中国明清史研究,而其着力点又放在了明清时期的江西。近年来,吴金成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新著《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即对此时期的江西地方史研究作出不少有益的探索。
《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韩]吴金成著,崔荣根、薛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
在其新著中,吴金成也指出,进入明朝中期以后,江西经济与人文水平虽然大体持平,但已经被江浙(尤其是苏南、浙东)所超越。和后者相比,江西在明朝中期后明显缺乏后劲。如以科考名额为例,明清时期科考名额通常与各省承担的粮赋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江西粮赋在明初时排名前列(占10%左右),明中后期位列第二,清朝时退居第三。
对此现象,吴金成认为,这是因为江西在明中叶后陷于动荡、里甲解体、人口大规模外流所致。为此,作者举出王阳明平乱为例证,不过这似乎缺乏相应的说服力。事实上,类似的流民作乱各省都有,里甲归并、户口减少也未必是因为社会动荡,更何况江西人口并未显著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前的江西在经济社会结构并无太大变化。
那么,近代江西为何会急剧衰落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五口通商后,昔日贯穿江西南北、连接“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的大商道被废弃,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贸易干道也转为长江航道。
尔后,京广线取道湖南,江西由交通便利之所而变为交通死角,整个区域环境日趋封闭,这对于近代江西的发展无疑是个沉重打击。此外,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不多,而且一向固守农业传统,这在走向工业化的时代里显然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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