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中鲜为人知的故事：插柳不叫春知道

　　出行

　　1992年1月17日。中国农历是辛末羊年腊月十三。

　　北京。从景山后街不太宽敞的胡同里，一溜有警车开道的车队驰出，经过天安门，驰过北京饭店，驰过王府井，在警察的注目礼中，一路绿灯，驰进北京站。

　　北京火车站。中国第一站。这里是连通中国各省会的重要枢纽。也是腊月里人头攒动，攘攘熙熙最忙碌的火车站。而东侧的一个月台上，稍显冷清，一列绿皮车已停在轨道上，警车开道，两辆中巴和几辆小车缓缓驰近，依次停下。小平夫人卓琳，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胖胖的邓林，长得极像邓小平的邓楠，邓家的大秀才邓榕，准备踏进商界的邓质方及女儿、儿媳、孙子、孙女及随行工作人员10人，踏进了专列。

　　87岁的邓小平穿着厚厚的大衣，围着一条灰色的围脖，和送行的人拉了拉手，在邓榕的搀扶下也踏进了专列。

　　列车悄无声息地滑出了站台。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办和铁道部部长，没人知道开往哪里。

　　按照中央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担任过党和国家一把手的人，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正常退休后，依然可以享受此种规格的待遇，包括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安全保卫待遇。

　　所谓专列，就是专为中央主要领导视察工作的专用列车。中央主要领导出行，按照交通工具的种类，可分为专车、专列、专机。现在的中央和国家主要首脑大多是乘专机视察工作，它的特点是安全快速。中国建国初的主要领导，主要是乘专列出巡。毛泽东的专列是三级，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巡，三趟专列同时开出。周恩来为人低调、朴素，每次专列实际只有一节车厢，办完公务，随便接在哪趟旅客列车后尾，就能悄无声息地拉走。

　　邓小平1992年途经江西鹰潭时，曾回忆起“文革”中在江西的日子，自我解嘲地说，我当年也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

　　专列实际上是一个流动的总统套房。卧室、卫生间、会客室、会议室、活动室、餐厅警卫室、随从室、行李仓一应俱全，铁道部统称为绿皮车。这种专列外观和普通旅客列车一样，只是绿皮车上没有出厂车牌和出厂日期，也没有始发站和终点站的站牌。其时速在120公里以下，燃料使用的是负30号柴油，这种柴油一般是空军战斗机所使用的，好处是在零下30℃不会冻结。

　　邓小平走出卧室，脱去厚重的外衣，人也轻松了很多。车厢里的气温调节和在家里没两样。车厢两边加了扶手，便于老人家行走。懂事的羊羊跑过来：“爷爷，我拉着你。”

　　邓小平说：“不用，不用。爷爷拉着你吧。”

　　一双饱经风霜的大手和一双稚嫩的小手拉在一起。

　　邓小平极重亲情，晚年更甚。这次南方之行，他就是等萌萌、羊羊放了寒假，才出来。北京市中小学放寒假是1月15日，才准备了一天，17日就出门了。

　　专列上除了孩子们的笑声和童言无忌的闹外，只有专列的车轮和铁轨的接缝处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分外清晰。

　　先遣组

　　北方人到温暖潮湿的亚热带气候的南方过冬，叫“躲冬”。东北人称窝在一个小空间里躲避严寒叫“猫冬”。

　　邓小平这次南行，可以算是一次“躲冬”。过黄河，跨长江，直奔珠江，到岭南人心理意义的南方。

　　中央办公厅对邓小平的南方之行相当重视。1月3日，由3人组成的先遣小组到了广州。负责和先遣小组接洽的是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陈开枝是广东省负责接待安排中央领导的“首席接待官”，在广东凡是官方的大白事和大红事，在场总指挥一定是陈开枝。

　　现在身为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开枝，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1992年元旦，陈开枝到南海过节，上午10点半，谢非亲自打来电话，说了一句只有陈开枝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马上回来。”陈开枝知道，邓小平要来了。他跟陪同的南海市委书记、市长告别。

　　南海市长问：“什么急事？吃了中午饭再走嘛！”

　　陈开枝抱歉地说：“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有什么急事。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

　　驱车赶回广州，陈开枝看到了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电报，只有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凭着敏锐的政治直觉，他预感到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发生，老人家到广东不只是来休息的，也不完全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他自己可能会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人。

　　先遣组的3人都是中办的工作人员，陈开枝与他们都很熟，一个是邓办的张宝忠，副军级；一个是老赵，正师级；还有一个是正团。寒暄过后，张宝忠说：“小平同志这次来是休息的。既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要考虑他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不要过于劳累。”中办提出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陈开枝则建议，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坐船回深圳，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变化也很大。张宝忠问那些路怎么走？陈开枝说：“你们也有8年没来了，最好也一起去看一看。”

　　他们共花了7天时间，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最后，确定的巡视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它方案一起上报。最后，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采用了这个路线方案。

　　按照惯例，中央领导在国内视察工作，都要由新华社国内部记者随行采访报道，但此次的专列上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只有3个中央新闻电视制片厂的摄影师。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休息。现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建华，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的秘书，他按照谢非同志要求，负责小平同志在广东谈话的录音、整理工作。陈建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的录音整理工作，几个月后成为中国的一件大事。

　　在武昌

　　专列停靠在湖北武昌站的支线上，等待加水。武昌地处中南，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重要交合部，也是中国最具双重性格的城市。

　　1992年1月18日在武昌与湖北省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等谈话

　　邓小平走下专列透透气。依然是默默无语，在月台上慢慢踱步。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深圳，沿途没向地方政府打招呼。轻车简从，不事张扬，是邓小平外出视察的一条铁定的原则。

　　湖北省委的同志还是知道了，知道邓小平途经武汉，专列要停靠20分钟。消息来源有三个：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是铁道部负责专列运行的负责人，三是随行人员中通过专列上的电话通知了对方。关广富和郭树言提早赶到火车站，在贵宾室候等。上级见下级，不叫不到，一叫就到。这也是规矩。

　　一名工作人员快步走到小平跟前，贴着他的左耳大声请示：“湖北省委书记、省长都在里面，要不要见一见？”

　　邓小平说：“那好啊，见一下吧。”

　　邓小平散步时有个特点，喜欢把左手插入裤子口袋，右手作前后摆动，这是右耳多年失聪留下的一个习惯，听事的左耳让它安静，不听事的右耳让它喧闹。晚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他外出，总是像一个忠实的扩音器站在邓小平的左面。

　　60岁的关广富和56岁的郭树言得信后，疾步走出贵宾室，握住迎面走来的老人家的手。

　　邓小平慈祥地看着关广富和郭树言，这是两个懂规矩，又不懂规格的正省级官员。按纪律，不请不到；按人之常情，早就该来到站台候等。

　　关广富趋前一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小平同志，欢迎您。”

　　关广富1983年任湖北省委书记，此前，曾任湖北省财政厅科长，地方企业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见到邓小平时，他已在湖北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做了9年。

　　郭树言比关广富小4岁，河南镇平人，早年留学苏联乌拉尔基工学院，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属于技术型提拔上来的干部。1990年3月调任湖北省省长。

　　邓小平侧了侧身，握了一下郭树言的手，郭怯生生地说：“小平同志，您好，欢迎，欢迎，我们已等了很久了。”

　　关广富和郭树言问候的话音刚落，邓小平就问道：“你们的经济抓得怎么样啊？”

　　专列停留时间短，时间有限，懂事的关广富简明扼要汇报了几句。

　　邓小平边踱步，边讲，像是对着关广富讲，又像是对寒冷的大地在讲，显然不是就关广富的汇报话题而讲的。在中央领导中，特别是上年纪的中央领导的讲话中，常会有这种文学上称作思维意识流的话语。他们站的平台不一样，更能放开说话。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开，尽是会议，讨厌透了。会议多，文章长，讲话也长，内容重复，新的语言不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练。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时，孙勇走过来，告诉邓小平，时间到了，该上车了。

　　邓小平再次和关广富、郭树言握了握手，他强调了一句：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邓小平踏上专列，服务员收起踏步，锁好车门，专列带着一身湿湿的雾气启动了。

　　见邓小平就这么简单，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和你拉家常，有什么就谈什么事，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谈完就完，他问你，你抓紧说，他拍了板，你不要再多罗嗦一句，事隔多年，郭树言见到新华社一位记者还是这番感慨。

　　关广富和郭树言迅速将谈话内容整理后，传往深圳“邓办”的同志，同时又迅速把记录稿传到了北京。

　　话是邓小平在空旷的月台上，对湖北省两个要员讲的，但声音很快在高层传开了。4天以后，北京就有了反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江泽民说：“此事群众反映强烈，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去年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中全会，当前，关键是要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要转变作风，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扎实工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努力奋斗。”

　　李鹏说：“最近一个时期，国务院系统各种会议及其他事务性活动安排过多，有的会议时间过长，耗费了各级领导不少精力，应引起高度重视。国务院自己要做出表率，大力精减和严格控制各种会议，提倡各级领导干部把精力放在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上去。”

　　经中央领导批示同意下达的《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要求：大力压缩和改革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严格控制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表彰颁奖仪式；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下基层的活动，可经审定进行报道外，中央领导出席部会议和活动，一般不作报道，不要把领导同志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

　　在长沙

　　1月18日下午4时，专列缓缓驰进长沙的车站。

　　长沙是毛泽东的故乡。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长沙火车站站台大气、宽敞，成了仅次于首都北京火车站的第二大客运站。

　　专列停稳，早就候等在月台上的湖南省省委书记熊清泉快步蹬上专列。他没有像湖北省的关广富和郭树言那么老老实实傻呆在贵宾室里。

　　在会客室的车厢里，熊清泉双手握住了邓小平伸出的右手，连声说：“小平同志，很想念您呀！十四大后，再没机会见到您。”

　　邓小平笑呵呵地说：“一样，一样。”

　　寒暄过后，熊清泉请邓小平下车散步，看看长沙火车站，邓小平高兴地答应，随即健步下车。邓小平兴致很高，边走边聊。熊清泉向邓小平汇报了湖南的工作。1991年湖南气候反常，多灾并发，春有倒春寒，冬有大冰冻，北有洪涝，南有大旱，再加上蝗灾肆虐，风灾袭击，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全省上下千余万人参加抢险抗灾，危急关头都有共产党员站在前列，因而在大灾之年仍然夺得了大丰收，粮棉油产量创建国以来湖南最高纪录，农业产值首次突破200亿元。

　　邓小平听了满意地说：“不错嘛！这样大的灾害，不说第三世界国家受不了，就是发达国家也受不了。只有我们中国，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战胜这么大的灾害。”

　　熊清泉见邓小平兴致很高，重视情况汇报，又把湖南改革开放战略、思路、目标作了简单介绍。邓小平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他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严肃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些，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那严肃的目光里隐含着一丝微笑。

　　时间过得飞快，马上就要开车了。熊清泉恳请邓小平返回时留在长沙住一段时间，邓小平微笑道：“不麻烦了。”站台上欢送他的同志们都祝愿他健康长寿，他欢快地回答：“大家都长寿。”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来，一起照个像。”

　　湘江下午的阳光很柔和，专列像刚刚理过发的小伙子，朗朗驰出长沙站，奔向南方。■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