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麻风病人鲜为人知的生活 - 金羊网-华南地区最出色的新闻网站(组图)

 

 
　　岛上每一天都开始得很早。凌晨5点，老人们就开始在小岛的围基上散步了

　　统筹：记

　　者陈实　陈良军

　　主笔：记者 陈良军

　　采写：记者李春花　陈淑仪

　　摄影：记者吴峻松　吴进

　　特别鸣谢广东省汉达康复协会为本专题采写提供帮助

　　海心沙岛，位于番禺区大岗镇新沙村与细沥村之间，这个8万m2小岛没有桥，岛上的人进出都依赖船渡。岛内有几口鱼塘、两片蕉林和一个木瓜地。登岛即是医院，走到中心，是几排宿舍，平地上种着荔枝、芒果，还有猫狗为伴。

　　这里被称为麻风村，是广州5个麻风病人聚居区之一，建于1959年，病人最多的时候达200多人，今天，我们向你讲述这个鲜为人知的群体。

　　上个世纪80年代前，我国对麻风病防治主要采取隔离措施：在远离城镇、人烟稀少的地方建立麻风病院村，病人大多是强制送来，只能进不能出。1986年后，麻风病防治从隔离走向了社区，病人一般都在家接受治疗。这个岛上的人也获得了外出的自由，但是他们却再也不愿意出去。他们外表残疾，没有自理能力，出了岛就没有亲人。

　　2007年8月，我们第一次登岛探访时，这里还有35个老人。两年之后，有6个老人在岛上离开了人世。早上3点多，他们就起床了，从残缺的手打开水泡茶。5点半吃早餐，散步或看报纸到10点，吃过中饭打麻将或看报纸。下午5点晚饭后，大家看会儿电视就休息。生活按部就班，光阴一晃就是半个世纪。一年到头，除了志愿者偶尔光临，没有外人的到来会带来惊喜。

　　但是这单调的年轮里，也藏着丰富的生活细节。张应全一天要画好几幅画，他说想开个画廊，并说自己藏的一幅画价值上亿元；李琪仔和邓芳女结成了夫妻，平日里几乎没话可说，但他照顾了病中的她13年；医生古东每次到来，他们都要送上自己种的蔬菜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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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行动不便的张娟，晾衣、拧水都是那么困难

　　

 
土狗“懵佬”是小岛上的宠物

　　　　2007年8月28日，番禺灵山镇新沙村海心沙岛，凌晨4点.

　　83岁的郭详水和我，静静地坐在男宿舍旁的亭子里。茶很烫，一群一群的蝙蝠在我们身边穿梭。我突然问他：“您怕死么？”水伯愣了一下，说：“不怕”。放下茶杯，他想了想，又说：“不怕。死，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水塘里的鸭子成群来回游荡。对这群一辈子生活在“麻风病”阴霾下的老人们而言，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

　　生前，受世人尊敬的特雷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管理一间麻风病诊所。她曾对美国知名麻风病专家保罗·班德说：“我们拥有治疗麻风病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不能医治主要的病症——‘不被需要’的感觉，这正是我们希望帮助麻风病人的一点。”

　　上世纪50年代·小岛

　　担架上，30岁的潘庆祥盖着一床大棉被，仰望天空。他的10根手指像冬天枯萎的树枝

　　1959年，冬至前一天，清晨5点，天很冷。担架上，30岁的潘庆祥盖着一床大棉被，仰望天空。

　　他的10根手指像冬天枯萎的树枝，两个小指萎缩得仅剩半截，右小腿已经麻木，失去了痛觉。

　　担架上堆着床板、蚊帐、板凳，还有一把镰刀，都是带去麻风院的行李。医生说，那里有香蕉，能开荒，带把镰刀才能养活自己。

　　先走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坐马车、乘艇……。从新造的家到新沙的麻风院，两个哥哥抬着潘庆祥上岛时，已是傍晚光景。

　　新沙岛上只有一间砖瓦房，7间茅棚，30来个病人。潘庆祥住进了最新的7号茅棚。棚里已经住了两三个人。李牛胜睡在潘庆祥的旁边。

　　他入院也才两天。李牛胜的手指都没了，鼻梁也塌了一半。他有个绝活：用没有手指的手，借助两个膝盖，穿针引线。

　　岛上总有新病人来。两个月光景，7号宿舍就住进了20来人。

　　吃饭了，两个厨工抬着一陶罐米饭到宿舍分派。潘庆祥右脚痛，只能跳着左脚，蹦到门口取饭。餐餐都是白菜腐乳。米饭只有三两七钱半。潘庆祥吃不饱。

　　刚来的时候，潘庆祥还继续吃中药——绿豆。但很快物资匮乏。三四个月后，绿豆没了。“医生说10味中药抓不齐6味”，于是，病人们又改吃西药。

　　每个季度，岛上要查一次菌。按照病情的不同类型，病人分宿舍居住。

　　上岛5年，潘庆祥换了5次宿舍。第一次换宿舍，他就遇到了袁成泰，一个右手指弯曲，脚上有溃疡，但走路很快的年轻人。

　　上世纪60年代·生计

　　一个东莞的病人摊开四肢，把自己绑到了床板上，一下子扑进海里，随着海浪漂流。这个病人当时说“横掂系死，就甘漂番东莞。”

　　1960年1月1日，袁成泰上岛。

　　此前，他已经在另一个孤岛上生活了3年。1953年，他左眼附近出现红斑。当时村里人都唱：“麻风医得好，山头没草”。抓麻风的人来了，把他送到东莞太平旁边的上横挡岛。当时岛上有10个病人，都住在战争年代留下的地下炮巷里，两个轻病人和8个重病人分开。一年后，8个重病人中陆续有人死去。3年后，岛上只剩下3个人。

　　有一天，袁成泰看到一个东莞的病人摊开四肢，把自己绑到了床板上，一下子扑进海里，随着海浪漂流。这个病人当时说，“横掂系死，就甘漂番东莞。”（反正是死，还不如这样漂回去。）

　　3年后，有船经过，袁成泰才借机逃离了孤岛。

　　1960年，袁成泰被劝到新沙治疗。他加入了生产队，每天干7个小时活。生产队给他登记了工分，到了年底却没分到钱。袁成泰交不起每月7元伙食费，几年下来，欠了公家300多元。

　　1964年，农历4月17日，金花诞。上午11点左右，台风登陆了，绕着小岛的珠江水涨，把沙石围基冲垮，涌进屋子，有两米来高。接下来的10天，又来了两次台风。潘庆祥和20来个行动不便的病人被紧急转移到东莞医院避难。

　　四肢健全的袁成泰则留在新沙岛上恢复生产。8万平方米的小岛，近一半的土地灾后种上了甘蔗，原来登记的工分很快有了实物分配。袁成泰回忆，岛上一年就能收成16万斤，送到糖厂，能换回1000多斤糖。

　　小岛上不用缴公粮，他们把吃剩的糖高价卖给农民，又换来不少收入。袁成泰一年就分到了300多元，一次还清了几年欠下的伙食费。

　　后来又种上了瓜菜、柠檬……运往市桥。原来按规定，在岛上休养的病人一天只要工作6个小时，但有了分配后，大家就拼命干活抢工分。袁成泰说，有些病人晚上借着月光砍甘蔗，一天能砍2000斤。

　　到了1965年，钟树荣被自己村里的大队书记绑上小岛时，岛上已经有了3个生产队，近120人。

　　上世纪70年代·整形

　　病人手指萎缩弯曲，医生割开皮肤，把弯曲的手指骨掰直后缝合，矫正后，手指却再也弯曲不了。

　　潘庆祥脚底5分钱币大小的伤口一直在恶化。1970年的春天，他的半个脚板都溃烂，整个脚背发黑，右边大腿上的淋巴核胀成了平常的两倍；一年要发烧四五次：先是发冷，夏天盖了棉被，手脚还是颤抖不停，人却烧到39度；他的小腿麻木，可是大腿的神经似乎被用力往上扯，“比刀子割皮还难受”。医生说，不截肢可能活不长了。

　　潘庆祥自己拄着拐杖走进医疗室，躺在一张近2米长的木桌上。他说自己能听到手术刀、钳子碰到时发出的声音，还有医生锯断小腿骨时的“潇潇”声。当时没有测血压的仪器，床头坐着另一个医生，戴着听诊器，帮他“把脉”。

　　4个多小时后，潘庆祥被推出手术室，右腿短了30厘米。晚上，麻醉药的药效消失，潘庆祥痛得咬紧牙根，他弯曲着身子抱紧右腿，就着这个姿势睡了一晚。

　　潘庆祥失去部分右腿的时候，他的病友们正掀起一阵整形风。袁成泰患麻风病后，肌肉萎缩，两只手的虎口都凹进一个拇指大小的洞，1978年，他听从了医生李左雄的建议，在两只手的虎口里打了石蜡。

　　他还记得那天早上，医生把10毫升白色的液态石蜡注射入虎口的皮肤。第二天醒来，手上的液态石蜡凝固了，两只手背拱出半个乒乓球大小，手指一敲，硬邦邦的。他说，别人只注射了2毫升，医生给他注射了10毫升，过量了。

　　每天下地干活，右手一蹭到东西，皮就破了，里面的石蜡裸露出来。2年后，他先后两次让医生割开他右手的皮肤，把里面的石蜡一点点刮掉，但总刮不干净。

　　“这在上世纪70年代最兴”，黄柏成介绍，他在1973年上岛，已经看到村里的康复者开始做这类整形手术。那时候，他的左脚神经受麻风杆菌的侵犯，脚踝使不上力，足部自然下垂。走路的时候，脚尖总是先碰着地。医生就建议他给垂足做个小手术“吊起来”。他没敢尝试。

　　还有麻风病人种眉毛、矫正手指。已经去世的牛根和阿添两边眉毛都掉光了。医生就从他们的后脑勺上割下两小块长方形的头皮，粘着头发，又把原来长眉毛的那块皮肤割去，填上头皮，缝合。黄柏成说，当时医生也是试验，希望改善病人的样貌。

　　但注入石蜡后，皮肤容易破，不得不取出石蜡；种植的眉毛也很快掉光；病人手指萎缩弯曲，医生割开皮肤，把弯曲的手指骨掰直后缝合，矫正后，手指却再也弯曲不了。参与这类试验的病人因此越来越少。

　　1976年左右，岛上有了第一台电视机，14寸的黑白屏幕。

　　当时周围的新沙和细沥村都没有电视机，外面的村民都撑着小艇上岛观看。晚上电视一开，做临时放映厅的厨房就挤满了两个村的村民，都是一家大小来的，康复者会把自己的凳子让出来，和他们并肩坐着，“有电视看也不怕（麻风病）了”。1976年，袁成泰就在电视上看到了林彪坠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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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黄柏成给冯润扎针输液

　　　　上世纪80年代·婚姻

　　那时候，岛上的感情简单，男人和女人一起搭台吃饭，就是“相好”。

　　上世纪70年代末，麻风病院的主治医生欧阳焯已经40多岁。

　　潘庆祥那时候是生产队的出纳，办公室就在欧阳焯的诊室旁。有一天，欧阳焯走到潘庆祥的办公室，说要把康复者安插回家里的生产队。潘庆祥当即说，“医院要是不收我，我就搭个棚在医院旁边过一世”。

　　潘庆祥说，没有人想离开，留下的都是准备在医院里过一辈子的人。“外面还要记工分，干活才给饭吃”，潘庆祥说，担心自己被饿死。

　　医院到康复者家里所属的各个生产队摸查，结果各个村子都慌乱起来，到处在传“麻风村散了，麻风病人四处乱跑”。后来卫生局的人到医院安抚，风波才平息。

　　1980年下半年，欧阳焯找到潘庆祥说，既然康复者要留在这里，就找个伴，好互相照顾。他让潘庆祥牵线，把相处较好的男女拉到一起过日子。

　　那时候，岛上的感情简单，男人和女人一起搭台吃饭，就是“相好”。潘庆祥先找了李琪仔和邓芳女，因为有好几次，李琪仔煲了鸡汤或者买鱼加菜时，都会邀上邓芳女。两个人半年来已经一起吃了好几餐饭。

　　潘庆祥自己也有相好的人——1970年入院的苏好（化名）。苏当时40来岁，1.6米的个头，齐肩长发，两边的头发夹在耳边，尾端微卷，喜欢穿蓝色和绿色的花衣衫。“在这个医院中排得上第一第二”，潘庆祥说。

　　潘庆祥本人则一身棉质灰衣灰裤，都是大哥的旧衣物。他已经51岁，与苏好认识了10来年。苏好当饭堂主任，和潘庆祥共用一个办公室，经常帮着他担水，刷洗席子和被子。煮饭的时候，也会拉上他一起吃。

　　潘庆祥在办公室里求了婚，苏好答应得很干脆。

　　撮合好伴侣，欧阳焯给其中3位有生育能力的男子做了绝育手术。1981年1月1日，9对新人同时办了酒席。医生亲自下厨。岛上四五十个康复者，围了六桌酒席。没有红嫁衣，没有花轿，没有喜糖，没有喜酒，“就像饭堂开饭吃大餐，吃完就走”。

　　岛上交通不便，只要刮到4级风，船就开走了。潘庆祥夫妇有时甚至一年不出岛。剪发成了问题，夫妻俩就学会了相互理发。苏好挑了一张1米长、半米宽的白绸布，往潘庆祥身上一围，就先开始剪。此后一两个月就帮他理一次发。

　　上世纪80年代·养鸡

　　靠卖鸡和鸡蛋挣钱，两年不到就攒了上万元。他第一个拥有了自己的电视机。

　　治愈的病人逐渐离开。

　　潘庆祥回忆，到了1986年，岛上只剩下了50多人。这一年，岛上过八成的人开始自己养鸡，蕉林旁边都盖起了鸡棚。潘庆祥养了30多只母鸡，一只鸡蛋能卖上5毛钱。

　　附近的农村隔三五天就上小岛收购鸡蛋，每次都能挑走满满一大箩筐，约四五百只鸡蛋。

　　上世纪60年代能吃下3斤番薯的陈执胜则成了养鸡大户，养了100多只鸡。靠卖鸡和鸡蛋挣钱，两年不到就攒了上万元。他第一个拥有了自己的电视机。

　　陈执胜没有手指，两只手麻木，撑艇的时候蹭破了皮也不知道。伤口开始发炎、溃烂，直至露出手指骨，他就自己把手指骨拔出来，让伤口愈合。“弄一弄，掉了一块骨头，再弄，又掉一块骨头”，最后，他10个手指都掉光了，只余下手掌。

　　陈执胜的眼睛受到麻风杆菌的侵犯，也开始病变。左眼总是蒙着一层浑浊的绿，已经看不见东西。不过，鸡不舒服的时候，陈执胜凑近细看，仍能分辨得清：拉了绿色的大便是上火；拉了白色的大便，松开毛，缩着头，就是患了肝炎……都是他躺在牛棚里听收音机学来的知识。

　　陈执胜说，改革开放前，他就开始养鸭。那时候，医院限制每人养3只，生了蛋也不准拿出去卖。他的手残疾，干不了活，挣不到工分。鸭子下了蛋，陈执胜把蛋放进竹箩里，偷偷带出去，卖给刚生孩子的农村妇女补身子，“挣一餐饭钱”。后来还是被医院的领导发现。养了5个月的鸭子被煮了分吃。陈执胜说，自己最后只分到了三块鸭肉，拇指大小。

　　院志中记录：“1987年后，由于麻风病发病逐渐减少，麻防工作重点由防治转向康复。16个麻风康复病人做了截肢手术，共截肢19条，全部截肢患者都安装了假肢。”

　　上世纪90年代·护理

　　她俯身帮病人处理溃疡伤口，还凑上鼻子闻腐烂伤口的气味。令他更意外的是，这个外国人还说粤语。

　　到了1999年，岛上开放逐渐提高，小岛迎来了第一个外国志愿者：60多岁的美国人，文姑娘。古东医生回忆，当时还在美国的文姑娘给他打了越洋电话，说要上岛给病人做溃疡护理。古东医生立马答应，“我需要的就是你的技术。”

　　岛上的康复者郭详水说，他以前就在增城见过文姑娘。当时看到她俯身帮病人处理溃疡伤口，还凑上鼻子闻腐烂伤口的气味。令他更意外的是，这个外国人还说粤语。

　　文姑娘上岛的第一天，认出了郭详水，她主动伸出手，用力地和他握手。那一年12月，小岛新建了一栋两层大楼，一楼为厨房。文姑娘成了新饭堂里第一个招待的客人。

　　潘庆祥已经70岁，他说文姑娘是他看到的第一个外国人：蓝眼睛，棕色头发。1.7米高的个头，胖乎乎的身子总是套一件长裙，脚上还踏着一双两三厘米长的高跟鞋。岛上的女人，足部畸形或溃疡，都穿不上这种鞋子。

　　文姑娘总是主动跟大家打招呼，“用鬼佬腔说中国话，可是说出来的既不是广州话也不是普通话的广州话”。护士黄柏成回忆，文姑娘每次过来留两三个小时，都在医疗室里。不戴手套，也不戴口罩，按着康复者的伤口，问：“呢度‘舒不舒服’？”

　　她甚至把康复者的鞋子拎起来凑到鼻子边闻了闻，看发不发臭。一些老人脚上长满恶水瘤，发出恶臭，尴尬不愿脱鞋。文姑娘就急得发火，“我都不怕你怕什么？！”自己伸手脱掉康复者的鞋，帮忙割除脚上的死肉。

　　中午吃饭的时候，文姑娘还会热情地招待大家一起坐下吃饭。黄柏成却从未跟文姑娘同桌共餐。“我们是病人，总是尴尬。”

　　2000年后·葬礼

　　后人忌讳这个病，都不会留存麻风病康复者的骨灰。只是举办葬礼的时候，会在康复者的头上套一个纸袋，寓意“一袋（代）过”。

　　2001年12月，医院又建了一座二层高的宿舍大楼，面积共有650多平方米。之前，这里是3间平房宿舍。上世纪70年代初，一个房间住着近20人，两个人迎面相遇，其中一个人还得爬上床让路。

　　新宿舍楼建成后，岛上三四个人就能住上一间新房，一对夫妻能住一间20多平米的房间。潘庆祥和苏好很快搬上了二楼。当年的同舍好友李牛胜则住在楼下。

　　古东说，李牛胜是岛上第一个脑中风的康复者。2006年6月份，他就喊头痛头晕，有一天走着路就突然晕倒下去，大脑出血。20多天后才恢复。

　　李牛胜喜欢打牌。古东担心他赢了牌心情兴奋，还禁止他走出房门。李牛胜只坚持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又开始打牌，早上7点多古东上病区巡房，他又开始打牌。这一年11月3日中午快12点时，李牛胜“走了”。

　　按照岛上的规矩，自我感觉时日不多时，李牛胜交了1200元作为处理后事的费用。岛上没有为死者举行丧礼的习惯。在李牛胜弟弟的吩咐下，护工们才在门口放鞭炮，烧香烛和纸寿衣。

　　第二天护工用消毒药水清洗了李牛胜的房间。村长把他的床等家具拆开当柴火用了。

　　李牛胜死后，岛上的老人才知道高血压会死人。那会儿有的老人天天都来找医生测血压。

　　潘庆祥也有高血压。2007年，他已经78岁。他的人晕晕沉沉，精神越来越差，有时一连几天都躺在床上，需要人端水送饭。有一次坐在村口的龙眼树下聊天，突然就晕倒过去。岛上几个老人合力才把他抬回房间休息。

　　他的右腿截肢后装上假肢，常磨损破皮。很多时候，潘庆祥都把假肢拆掉，靠轮椅助行。2007年10月15日早上，苏好推着他上小岛的围堤散步。妻子刚一转身，潘庆祥一只脚蹭着水泥地往后退，忽地连车带人就掉下围堤，从10几级的阶梯滚落下来……

　　苏好说，潘庆祥离开时面容安详，只是额角和尾指擦伤。其他老人上门慰问，都是一样的话：“这样走最好……”葬礼迅速而简单。家里的几个侄子赶到，那一天下午，就把尸体运到最近的殡仪馆火化。

　　没有子嗣，潘庆祥不留骨灰，也不立牌位。岛上的老人说，后人忌讳这个病，都不会留存麻风病康复者的骨灰。只是举办葬礼的时候，会在康复者的头上套一个纸袋，寓意“一袋（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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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古东：“我的专业是搞麻风的，就想干这个”

 

　　医生古东（穿白大褂者）深受村民欢迎

　　

 
护士在给村民打针

　　

 
张应全在屋中作画

　　　　新沙医院所在的这个孤岛上，与麻风病康复者一起厮守的还有医生。这里的义工来了又去，护工则经常由身体较好的康复者担任。惟有医生，成了康复者固定的朋友。

　　古东：和村民一起下棋打牌

　　古东医生在这里工作了13年，每天他从岛上的医院步行十几分钟进入康复者居住的村中心时，就会有一群康复者围上来，除了领药的，就是给他送蔬菜的。

　　“我的专业是搞麻风的，我就想干这个”，古东大学毕业后在新丰做了五年的结防、麻防工作。1996年4月，古东听说新沙需要一个麻风医生，就一个人摸到了新沙医院。过了村庄，他看到对面的新沙医院立在水中，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岛。他回忆说，当时的第一印象是“荒芜”。

　　那时候门诊部都是火砖造的瓦房，外墙的灰已经剥落，剩下的一片片勉强粘在墙上。所谓的门诊部也就是一间小屋，旁边还有一间给医生住的宿舍。从新沙门诊通往“下边”(麻风区的叫法)的路面没有铺水泥，堤坝满是泥泞水渍，杂草丛生。

　　试用期间的某天，他接到一个电话，有个村民突然呕吐、头晕，他必须马上去“下边”。借着路上昏暗的灯光，他走在那条水渍路上，一条眼镜蛇不时在脚边游过，还有大大小小的水蛭。

　　直到1999年，时任番禺区长的骆蔚峰来视察，不久后就派人来修筑堤坝，这里才铺上大石、水泥，整出一条路来。

　　古东记得自己第一天查房的情景。那时“下边”的诊室只有一间，也是瓦房。村民们看到有新的医生走过去，都很热情地向他问好。古东说，当时有57位村民，一看到他穿着白大褂，立即有二三十人冲上来说要开药。他头都大起来了，“一时间搞不清楚他们是谁呀”。

　　为此，他花了一个星期做村民资料的搜集整理，并且记住了他们的样子、病况。然后他带上病历，挨家挨户地敲门，把他们的情况一一记录下来。

　　1997年3月，古东试用期满，他要回到新丰等消息。临走那天，村民们都出来了，叫着“古医生，你不要走啊”。古东跟他们说，等一个月，如果他还没有出现，就是不会来了。

　　他如期来了。

　　村民们对古东尤其热情。他们在地里种了瓜菜，看到古东就塞给他。午饭时，古东会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吃，村民们会煮自己种的菜给他加菜。古东说，他并不害怕吃村民的瓜菜，也不忌讳和他们一起吃饭，但大家都太客气了“天天接受，都过意不去了。”

　　吃完饭，古东会留下来和村民们下棋打牌。最喜欢下棋的陈金成总爱和古东杀上一两盘。有时候，古东还会和李琪仔等打一毛钱一个筹码的牌。

　　苏敬和：在岛上工作了33年

　　新沙医院建院50周年院庆活动当天，76岁的退休医生苏敬和特地赶回来参加，苏敬和在岛上工作了33年，1998年退休后离岛，这是他离岛11年来第一次回来新沙。头发花白，挂一副老花眼镜，背一个灰蓝色的布袋，苏敬和走进村口，康复者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是傻娟、那是文珠、还有奀仔”……苏敬和沿路和康复者打招呼，并和他们一起在岛上四周散步，回忆过去在岛上从医日子。

　　苏敬和记得，自己1971年到新沙医院，是医院的第二批职工，那时岛上共有100多名麻风患者，仅有8个医生和4个护理员，除休息日外，他都留在岛上，住在职工宿舍。

　　苏敬和坦言，最初听说要分配到麻风村时，他就不寒而栗。当时正是麻风病最猖狂时期，他的恋人也极力反对他进岛进医生，但分配只能服从，如果不服从就会失业，只能回家耕田。而且到岛上工作每月有39元工资，在当时算是中上收入。

　　但治麻风病的医生也受到歧视，番禺流传说“去麻风岛治病？那不是要发疯？”

　　苏敬和记得第一次为麻风病人洗伤口时，恶臭味扑鼻而来，晚上根本吃不下饭。苏敬和说，当时的病人见到医生来，仿佛见到救星，非常配合，每个人都希望医生能帮到自己。

　　33岁那年，苏敬和成家，他下班已在单位洗澡换衣服，回到家，妻子还会要求他一进门马上洗澡换衣服，要是外出购物，苏敬和也尽量不提自己的职业。

　　苏敬和说，自己以前最怕出岛买东西，因为以前买东西都用票，但各种票出岛前必须先消毒。布票经来苏水洗后会掉色，有一次他在南方大厦买布，售货员称他用的是假钱，吵了近两个小时，苏敬和最终表明身份，才购得布料。

　　苏敬和在麻风村住了10多年，平时都是坐在湖边和病人讲讲故事。1998年退休后，他搬离了新沙。他说在岛上生活了几十年，退休后没什么朋友，他开始早起练太极，过上普通人有规律的生活，朋友中有人想听故事时，他也会讲起自己的这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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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带菌者

　　自赏的“画家”

　　张应全59岁，麻风病复发者，干瘦，常光着上身，穿一条长西裤，双手及双脚溃疡，左手4只手指已剪去1/4，手指萎缩，剩下一截往手掌弯曲，呈爪形，手背鼓起像半个馒头，剪掉一半的拇指能活动，右手除拇指外

　　四只手指均剪掉一半。

　　西裤和右手食指上总沾着画漆，爱指正他人，但经常没人会听他讲话，住在A座101(原医疗室靠外第一间房)，每天大半时间呆在房间画画。

　　“从无欢乐歌，从无安乐窝”

　　“从无欢乐歌，从无安乐窝，眼泪流口角，两行涌珠江。”写下这首诗的张应全，家住番禺黄阁镇大井村。儿时起，等妈妈去砍柴后，张应全就在沙地上用树枝画画，一般是画鸟类，妈妈说“画这个又赚不了钱”，他还是继续画。

　　10来岁，张应全就跟着生产队下地干活，忙完回到家，夜里就开一盏发黄的灯，用钢笔在画本上画画，白天看见什么就画什么。

　　20来岁，张应全开始到黄阁镇卖画，“松江、深圳、市桥、莲花山我都去过，有时去东莞林则徐公园门口卖，我的画一幅可以卖几十块钱”，张应全仰起头说。

　　当时住在黄阁镇的郭伯耀看到过张应全到村里摆摊卖画，“那些画用红木镜框镶着摆在地上，摆三四幅，画的都是松树，一幅画有一张书桌那么大”。

　　1973年，张应泉患了麻风病到岛上治疗。5年后，他治愈出院。2006年，出院已28年的张应全病情复发入院。

　　医生古东说，张应全是岛上最后的带菌者，但那是死菌，没有传染性。日前新沙医院成立50周年庆典，前一天张应全骑车离开小岛回了家，群体活动他从不参与。离开前，他在村口石柱上题写了欢迎来宾的贺词。

　　每月回家一次，留下钱就走

　　刘玉香与张应全结婚时，不知道他得过麻风病。刘玉香年轻漂亮，做着家政活，还养鸡鸭补贴家用。但在邻居眼里，张应全没有正式工作，也不干家务。刘玉香不得不背着孩子去卖番薯。

　　时间一长，刘玉香看着张应全的脸慢慢变形，手脚流血，刘玉香说，“当时让他去看病，只要把病治好了，她不会嫌弃什么”，但张应全坚持不去看病。

　　每次伤口流血时，不小心滴到衣服上，张应全就马上脱掉扔进垃圾桶，换一件新的穿，为此他到镇上买了很多新衬衫，每件穿三四天，不重复穿。

　　2006年，经过村委会工作人员苏超动员，张应全才去岛上看病。苏超对张应全印象很深，“村祠堂门口的两幅壁画都是他画的”。

　　在儿子张伟成心目中，爸爸是个有才华的人。爸爸作画时，他常在旁递颜料。即使张应全住进岛里，儿子也说他虽然变了样子，但依然是爸爸，自己没有介意过。

　　张应全每个月会骑单车回家一次，给儿子留下钱就走。

　　张应全说，“我以前好多朋友，得了这个病不敢去朋友那里了，就算朋友不介意，朋友的老婆都介意，朋友的老婆不介意邻居也会介意。”

　　画的都是松树，没有人物

　　2007年5月份，一位志愿者看张应全画画时，发现他把医生给的药丢进桶里。古东医生去问，他说吃了药看电视，电视里的人会走出来。后来医生也就不再派药给他。

　　张应全画的都是松树和山水画，没有人物。第二天，他在墨绿的松树中用墨水笔画了一个花生米大小的人坐在一角，左边有一段文字“我记得我走过的路，途中使我走向内向和艰苦，苦恼年代，这就是迷途的悲、病、残折磨和不欢乐的岁月，青春不能返回。岭南画派张应全作品，二OO七年八月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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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

　　李一妹67岁，一寸长稀疏的银发，左手拇指削了半个指头，其余四只手指弯曲变形，右手没有变形，却一直紧紧抓着，双脚的脚趾包着纱布，脚背歪转萎缩。因长期卧床而衣着稍微不整，头发经常粘在一起。粉红色的睡裤只穿一半，床中间挖个洞，大小便在床上解决，

　　需要护工单独护理。

　　去年8月的一天早晨，护工发现一妹没有了呼吸，窗前陈旧的收音机还播放着她喜欢的粤曲。

　　幽幽粤曲声中 一妹沉沉睡去

　　家人总是不抬头看她

　　李一妹出生在番禺市桥大北十巷三号，家中排行第三。1953年，一妹12岁，父亲因病去世。她从此辍学，跟妈妈一样帮工会的人洗衣服，赚生活费帮补家用。

　　15岁那年夏天，李一妹照镜子看到自己两脸颊起了一个个泡。过了几天，一个男医生告诉她得的是麻风病。那天回家后，一妹自己用两块床板，一张板凳，在原来的床铺对面架起一张硬板床，与弟弟妹妹分开睡。

　　18岁那年，经过医院两年治疗的李一妹回到家。但整天有人在背后说她得了疯人病，会传染，一妹于是来到了新沙医院。

　　住院之初，她一个月会回老家一次，但家人坐在一旁聊天时，一妹靠近过去想凑凑热闹，家人总是不抬头看她，也不和她说话。之后，她改为一年回一次家。

　　病友林龙回忆，一妹刚入院的时候，十七八岁的样子，是同批入院的患者中最年轻的，“不过面容憔悴，瘦得跟竹竿似的，整天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生产队集体劳动时，一妹也跟大家出去干活，但不主动跟人说话。“整个人很内向，不喜欢跟人讲话”，病友郭伯耀说，别人也不和她讲话。

　　1990年有了自留地，一妹也分了三分地。但她只种单品种的叶菜或瓜。病友潘庆祥说她，“种这么少，只够自己吃”；郭伯耀则说她“有时会买豆回来煲汤，但煲好都是自己喝完，从来不邀室友一起喝”。

　　“晚上没人聊天，好安静”

　　2007年，记者看望李一妹时，她睡着三块木板、两张凳子搭起的木板床，蚊帐沾满污迹。窗边放着一台收音机，拧开开关，发出“沙沙”刺耳的响声，整个房间都听到，不管怎样调音量，响声还是一样大。

　　李一妹说话时，眼角总是流泪，问她为什么。李一妹说：自己还是大姑娘时，看到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流眼水，也问过同样的问题“那个阿婆说，等我老了就知道了。现在我跟她一样了，人们又问我这个问题，我就用和她一样的答案来回答。”

　　护工蓝细妹说，有一次喂一妹吃药，一妹让细妹把所有的药都给她吃，说吃死了就不用累人了。

　　记者当天离开时，李一妹轻轻地说了一句：“晚上没人跟我聊天，好安静，很晚都睡不着觉”，说完合上眼睛，眼泪流了下来，说“我要睡了”。

　　邓芳女的爱情 丈夫比她小10岁

　　邓芳女83岁，瘦得皮包骨，留着一头一寸长的银发，小眼睛。手脚溃疡，手指和脚趾均已剪去。脊椎损伤不能下床，除了中午外出乘凉，其他时间都半躺在床上发呆，不与人交谈。

　　李琪仔73岁，1.6米的矮个子，扁鼻，一个鼻孔。经常光着膀子，穿一条西装中裤，走路时左腿有点瘸。语速快，声量大，开朗爱说话，喜欢打麻将、看电视、赶集。

　　两个没了双亲的人

　　1927年1月，邓芳女出生在番禺市桥小平村。她未到20岁，父亲去世，25岁左右，母亲也离开人世，剩下邓芳女一人独居。

　　28岁左右，一次外出干活，邓芳女脚底被划伤，裂开了一道口子，她没在意，随便清洗伤口，继续干着农活，伤口却久久不愈合，周围发红。

　　一次有医生到村里给村民检查身体时告诉她，她患了麻风病。慢慢地，她的手指脚趾开始失去知觉。

　　1960年，34岁的邓芳女入新沙医院治疗，一进院，右手中指就被截去一半，左手五个手指截去一半，左脚还有四个脚趾，右脚一个都没有。治疗4年后，她已康复，却没再出去，因为“外面没有亲人了”。

　　1976年，40岁的李琪仔住进医院，当时他已经只有一个鼻孔，手脚溃疡，在厨房负责切菜、烧柴。邓芳女则负责看牛。

　　有一次邓芳女牵着两头牛去山上，她的半截手指老是系不稳牛绳。李琪仔外出拿柴看到了，过去帮她拴好牛。邓芳女上山捡柴，手指也绑不了柴，李琪仔就去帮她绑柴。聊了两句，两人才知道各自身世相似，都很早没了双亲。

　　如此来往一年后，邓芳女会煮四碗豆粥，叫李琪仔过去吃，一人两碗。李琪仔也会买鱼煲汤，拎过去邓芳女的宿舍一起吃。“大家都看得出他们相好”。

　　1981年1月，一天中午，受医生欧阳焯之托当红娘的潘庆祥叫住了李琪仔。潘庆祥问得很直接“你搞不搞啊？我觉得你和阿芳多好啊，你意思怎么样？”李琪仔听后，低头笑了笑，说“我无所谓，不知阿芳意思怎么样？”

　　第二天中午，潘庆祥到女宿舍门口把阿芳叫住。但邓芳女只答复“先考虑一下”。隔了4天的一个中午，潘庆祥又在路上拦下邓芳女：“如果是情投意合的，以后有个伴，大家互相可以照应都好”。邓芳女说“那好吧”。

　　多年后重提此事，邓芳女说，当时想着一个人或两个人都是这么过，反正大家残疾，又没有家人，就一起过吧。医生欧阳焯帮他们到公社办了结婚证。

　　一个种地一个洗衣

　　结婚后，夫妻俩早上一起出去干活，邓芳女手不方便，遇到种地、赶牛等活，李琪仔都会抢着做。每天中午，李琪仔都拿着两个锡盆去饭堂打饭，吃完把两人的碗洗了。

　　邓芳女洗衣服，晾衣时发现李琪仔的裤子破了洞，等晾干后就把裤子挑出来，坐在床头剪一块相同颜色的旧布，用残缺的手指缝缝补补。

　　再默契的生活也伴随着矛盾。李琪仔有不同意见就会跟人争吵。一开始邓芳女一喊，他就跟着回宿舍了，但到后来不管邓芳女怎么喊，他都只随便应一声。1985年开始，李琪仔喜欢上了打麻将。后来发展到赌钱，“整天输钱”。邓芳女说了他几次，他只说“不用管我这么多”。

　　“希望不要比阿芳先死”

　　2007年，记者探访的这天中午，李琪仔打饭回来。他把鸡腿肉、鸡胸肉夹到小锡碗里，递给邓芳女，自己碗里只剩鸭脖子和鸡爪。不到10分钟，两人吃完饭，其间一句话没说。李琪仔转身出去看电视，把邓芳女一个人留在屋内。下午2点，李琪仔准时回房，把邓芳女挪到轮椅上，推到门口乘凉。两人还是一句话没说。


　　潘庆祥说，邓芳女曾跟他说过，“我不想看医生吃药，由得自己早点死了算了，不要拖累人”。她说虽然大家是夫妻，但照顾久了，谁都会烦。

　　潘庆祥觉得自己的媒做对了，李琪仔任劳任怨照顾病中的邓芳女13年了，李琪仔说“同得她一起住就要理她，不同她住就可以不理她，这没什么”。

　　有一次，李琪仔和潘庆祥聊天，他说：“希望自己不要比阿芳先走，这样可以照顾多她几年，否则阿芳不知道怎么办？”

　　（编辑：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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