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技术创新加速 全球大国军事较量已经进入新(2)

　　第二，新技术和新平台在出现伊始，其影响力经常被高估，而传统平台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则被低估。20世纪以来，武器装备逐步成为技术融合的平台，平台之间形成体系，在造就更强军事能力的同时，使大国之间军事技术竞争更为激烈和复杂，新技术“抵消”“颠覆”的可能性不断下降。大中型水面舰船并没有因为潜艇、作战飞机和导弹等水下、空中和精确打击的挑战的出现而退出历史舞台。在反坦克导弹、武装直升机等“坦克杀手”面前，坦克装甲车辆依然在陆战场发挥关键作用。面对防空体系的不断升级，作战飞机也不断从隐身、电子对抗和防区外打击方面融合相应的反制能力。20世纪后半叶，电子、网络和外空技术的发展将平台融合为作战体系，使不同平台之间能够分工合作，扬长避短，共享态势，快速反应。至此，军事技术的竞争超越了武器装备本身的现代化，卫星、网络等指挥控制、数据共享和态势感知能力成为作战体系的关键。

　　第三，武装力量必须要根据国家战略需求，进行军事理论和组织结构创新，才能适应技术变革，让新技术充分发挥潜力。1940年，德军坦克的性能和数量面对西线的英法军队，都不占优势，但德军根据其在两战期间创新的军事理论，在进攻中集中使用装甲部队，达到突袭和瘫痪英法陆上作战体系的效果。20世纪60年代，面对美制U-2侦察机对中国西北腹地的战略侦察和不断提升的电子对抗能力，装备20世纪50年代末引进的苏制萨姆-2防空导弹的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通过战法创新实现了“导弹打游击”和“近快战法”，使原本用于要地防空的萨姆-2导弹能够通过机动设伏多次击落具备电子战能力的U-2侦察机，创造了防空作战的奇迹。

　　第四，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给大国造成了军事体系成本不断增长的挑战，长期军事竞争中，军民融合是控制成本和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如前所述，军事技术创新环节众多，要求苛刻，通过军民融合动员更多有资质和能力的创新主体投入自身资源和优势，参与战略与技术环境评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军用技术平台本身的研制与生产，适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科研和生产的效率。冷战初期，为了与苏联长期竞争，美国军方推动建立了兰德公司等防务智库，并支持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高校长期开展技术研究。同时，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军民融合，也可加快军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为民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国防预算的使用效率。冷战时期，美国有更多源于军用的尖端技术，如航空、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卫星定位等转化为民用，引领美国的信息革命，推动冷战结束前后新一轮经济增长；而苏联在国防上消耗的资源缺乏此类产出，虽然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但却成为长期的经济负担，拖累了国内发展。这样的历史足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