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看什么级的电影？

十七年前的沿海小渔港惠安小柞镇，天雨，空气咸湿。

渔村内小录像厅中，当晚3部例行放映的片子已经放了两部，这天老板没生病，公安没来查岗，女人们也没来录像厅逮男人，很快就到了“咸湿”限制级别的录像放映时间。

老板例行把录像厅里探头探脑的小孩子赶走。10岁的黄庆培躲在座位的缝隙里偷看，器官和斗殴，似乎不用指引什么，人类天生就看得懂这些。

这是大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每个城镇都可能出现的一幕。

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内陆沿海，很多打工家庭新增了录像机，盗版业兴起，为出租录像带的小店，提供了大量以拳头加枕头为噱头的香港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

“这片打不打？过不过瘾？”青春期的小孩喜欢新鲜，一摸进录像厅，张嘴就问。

长大以后，想到的首先是这件事本身传达的叛逆与自由，“当时没什么其他选择，就觉得看着过瘾。”黄庆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大人越不让干，越想干，有一种解禁的快感。”

如今，黄庆培成为一个业余写作的独立影评人，大量阅读，从关注片子跳到了关注产业和政策。他支持电影分级制，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和全世界的其他孩子一样”，可以在“恰当的年纪看恰当的电影”。

电影分级制“不仅仅照顾到人性中的正常欲望，也对创作自由和电影类型化发展大为有利”。导演贾樟柯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3月12日闭幕的“两会”，不少代表委员再次提起此事，争议不断，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尹力则将电影立法摆到了更高的高度。

电影分级与电影立法有多大重要性？我们还要等多久？

三级影院：一个样本

"天下艺术无非两种：一种内敛；一种释放。"黄庆培说，港片中半数是后者。在香港特殊的商业文化土壤中，以宣泄过瘾为目的的、短平快的低成本制作片大行其道。

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摆在眼前，大九龙油尖旺区，柯士甸站下车，五分钟路程就是官涌街。

偏僻的小街很容易让人想到电影里黑帮层出的《旺角黑夜》。被称为香港最后的三级片电影院---官涌戏院就在这里，港大毕业的深圳人PAUL读书时经过这里好几次，"却几乎没注意过它"。

外观看上去有点像老旧的电影外景基地：不到一百平方米，不过7至11家便利店那么大。粉红色需要手撕的票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海报，市面上快要绝迹的录像带，抬头能看见匾额上绘着的海滩、酒杯和菠萝图案。门口站着工人模样的阿伯，低着头在看广告。

海报上说，这里"一张票，睇到笑"、"老友鬼鬼，全日任睇"，40港元一张门票。

被韩国情色文艺电影熏大的PAUL，显然对这些老旧直接的电影兴趣不大，但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很多这个社区里的阿伯阿公们把这里当成放松的场所。"

虽然这家"末代"三级院线因租金上涨了80%，月底濒临倒闭，但在鼓励多元化发展的环境里，依然顽强地存活了20年，金融风暴也没挤垮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业崛起，1987年11月11日，港英政府确立电影三级制。新法例实施两个月后，200部送检影片内即有逾半数为三级影片。投资人也纷纷设立三级片院线。红极一时的色情影院有油麻地的油麻地戏院、太子的太子戏院、铜锣湾的东京戏院……高峰时达四十余所。

"一些著名的文化人，如蔡澜、黄霑和倪匡，亦为此出力不少。"PAUL告诉记者，香港的文化氛围比较宽容，"社会有看三级片的需求，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没那么多道德捆绑。"

"香港三级片影院能合法地活下来，并且不会对整体文化和后代的教育造成不好的影响。"今典电影院线宣传部负责人之一马贺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是因为香港把电影业当作自由经济体，尊重创作规律和产业规律，"产业链发展得比较成熟了"。

而内地则情况特殊，他说，"文革"前17年学习苏联---视电影为宣传工具之一，因此"不可避免地有很多中国特色的判断和把关"，三级片影院想堂而皇之地合法经营根本不可能，他说，"只能在地下录像厅里偷偷摸摸进行"。

矛盾重重，不止存在政策中，也存在人们的意识里，3月10日的一则消息证实了这一点。

"为什么这么多年分级制进行不下去？只要涉及了分级制度，总是被误读成好像就是同意和允许拍三级片。"当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一级导演尹力，在回答记者关于电影分级问题的提问时表示，"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