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米”风波发酵：还有多少镉大米(4)

　　据湖南省官方的数据，聚集了湖南省60%人口的湘江流域，为其贡献了七成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也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其中以重金属污染为甚。

　　河北农业大学刘春在2011年为完成硕士论文，曾赴湖南省调研。

　　刘春的调研结论是，湘江在四大流域中，土壤污染程度最为严重，资江、沅江次之，澧水流域尚无污染。在包括砷、镉、铬、铜、锌、铅、镍七种重金属、类金属中，“镉污染最为严重，超标率达到88.6%，其中重度污染占9.1%。”

　　在水系灌溉污染之外，湖南当地学者童潜明认为，磷肥的施用是另一个重要污染途径。

　　童潜明作此判断的一个证据，是他对洞庭湖区六个工作区的研究显示，镉通过不同途径输入土壤的数值，灌溉水为0.013克/亩，磷肥为0.11克/亩。“这充分说明施用磷肥对增加土壤镉（含量的影响）不能忽视。”

　　他还对洞庭湖区浅层土壤与深层土壤中的镉含量作了检测对比，结果发现浅层土是深层土的2.57倍。而且，在没有任何工矿业污染源的地方，用于耕作的表层土壤，含镉量也超过深层土壤。

　　国外也有研究证实磷肥存在镉污染。普林斯顿大学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一项研究披露，德国对莱茵河治理的相关数据显示，通过采取对降尘和灌溉水向农田土壤排放镉的限制措施后，1988年的流域镉排放值比治理前减少57%。学者认为，多出的镉排放，可能与施用磷肥有关。

　　“磷肥是一个来源，但贡献多少难以评估，因为很少跟踪试验。”学者陈能场说。

　　部分水稻学者的研究还将矛头指向稻种。多项研究显示，目前被广泛用于种植的部分稻种，产量虽高，但对镉的吸附力较强。

　　已有的研究还指出，化工厂扬尘以及道路通行车辆的尾气，也会造成部分稻田地壤和水稻本身镉污染。但学者普遍认为，其数量应该较小。

　　未完成的研究

　　“稻米镉污染消减”项目的力度及效果远未让人满意

　　近年来，湖南省政府已经开始初步着手解决稻米镉含量超标问题。

　　本世纪初，湖南省开始推动“湘米优化工程”。此工程主要针对大米的外观、口感等方面，并未提到大米镉含量等问题。

　　但至迟2012年，湖南省官方开始重视大米镉含量，尽管相关研究较为低调，少为人知。

　　2012年2月，湖南省为了摸底稻田镉污染情况，启动了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稻米镉污染消减及快速检测技术与装备研究”。

　　根据相关资料，这一项目由十余家科研机构共同参与，计划用三年时间，对湖南省稻田镉污染家底不清、镉低吸收水稻品种筛选滞后、耕作技术不配套以及快速检测技术起步晚等问题，提出科学对策。

　　这一项目围绕重金属镉通过“农田土壤-植物-籽粒-大米”向人体迁移的食物链过程，开展全省稻田土壤镉含量分布状况、镉低吸收水稻品种筛选、稻田土壤镉钝化及耕作技术和稻米镉快速检测技术与装备的研究。

　　项目除了明确镉污染稻田的重点控制区域，亦力图实现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镉污染消减与阻断。

　　前述相关“稻米镉污染消减”项目的启动，表明湖南官方或已重视这一问题。但很明显，目前的力度及效果远未让人满意。

　　据财新记者了解，“稻米镉污染消减”项目部分子课题已经完成，但项目何时验收、成果何时推广，还没有确切的安排。

　　然而，没有等到湖南省的这项研究需要的三年时间结束，空前的湖南镉米危机就爆发了。

　　危机让众多无辜的湖南米农、米商受到牵连。但在媒体连续数月的追问之下，湖南省官方却缄默以对。

　　2009年4月，湖南学者童潜明曾给湖南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致函。函件称，对于洞庭湖区大米是否存在镉严重污染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希望组织专家学者对此进行研讨。但这样的讨论一直没有到来。

　　据财新记者了解，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时任相关领导曾就大米镉含量有关问题作出批示。这些批示多数要求“防止炒作”。

　　“如果当年就超过0.2毫克/千克、不超过0.4毫克/千克的镉轻微超标大米是否安全，是否对人体产生危害等问题展开公开讨论，湖南大米也不至于现在面临这个处境。”童潜明说。

　　虽然有沟通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层的渠道，但这一次，学者童潜明和农民曾文亮一样，依然没有从官方获得任何明确的说法。

　　正是湖南官方的沉默对待，在一定程度上使湘米镉问题持续发酵，使省内米农和米商以及省外的湖南米顾客，陷入一种未知的恐慌。

　　秧苗已经插到了田里，湖南米农曾文亮却开始担心收入。2013年，曾文亮已播种了千余亩稻田，他不敢想像未来可能无人收米的情形。

　　“这大米我们吃了千百年，祖祖辈辈都在吃。怎么就有问题了？这个事，必须有一个说法。”曾文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