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下线”因无法追回借贷举报龚爱爱(5)

　　陕西省政府在“7.15”事件一周后，推出《关于金融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表达了“支持神木县争取国家级金融改革试点”意图，这既可视为省府层面支持神木发展民间金融，实际又为神木民间金融走向定了调子。

　　此次省府有关金融改革的构想还包括：“在榆林进行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探索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路径和模式”；“在延安开展农村金融改革创新试点”；“依托府谷充裕的民间资金，试点设立围绕支柱产业的产业链型的小额贷款公司，鼓励已设小额贷款公司增资扩股、业务创新，以及联合组建小额贷款集团公司，推动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联合改制为村镇银行，支持设立大型再担保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

　　陕西省迎着“7.15”事件的风口，推出一揽子“金改”决策，这一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在另一个民间资本充裕的东部城市温州，已经有迹可循。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金改”大幕正式开启。而在此之前，正是“吴英案”为代表的一批集资诈骗案或非法集资案，将温州民间金融的混乱现实推至舆论一线。因此，温州“金改”后来也被解读为，“民间借贷乱象倒逼中国金融改革”。

　　这一次，陕西的“金改”能否如愿，尚待观察。但假定陕西果能步温州后尘，闯关“金改”成功，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温州的今天就是神木的明天。然而，时下的温州还不是一个“好老师”。

　　《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第34期《温州改革在半程》，报道了原兼任温州市委书记的陈德荣去职之后的温州现状，“今年7月初温州市委常委会，接替陈德荣担任新任市委书记的陈一新公开温州经济数据：在2012年度的16个主要经济指标中，温州市大多数指标在浙江倒数行列，其中的GDP、GDP增幅和财政总收入等9项指标倒数第一，另外4项指标倒数第二。”

　　曾经瞩目于国内的温州“金改”，眼下陷入“改皮不改骨”、“改革效果不佳”、“改革成功概率下降”等不佳评论中。《中国经济周刊》9月刚刚推出的一篇报道，被以“温州企业抱怨金改无破冰之举”为标题，在网络广泛转载。

　　事实上，包括吴敬琏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一开始即对温州“金改”，尤其对采用“金改”治疗民间借贷痼疾这一决策安排，持谨慎态度。吴曾在2012年5月间公开表达：“我不是很看好温州的金融综合改革，这种试验当然有一定意义，但如同病人吃阿司匹林或抹万金油。”

　　《北京青年报》今年8月24日刊登上海学者周俊生文章，文章说：“温州这个民营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早已成为国家（“金改”）试点，但它并没有因此而在此次经济增速下降的潮流中力挽狂澜。”

　　周俊生对陕西“金改”动议投了否决票：“神木的民间金融已经够发达了，对于神木来说，让它进入国家级的试点地区，并不能解决现在神木所出现的民间金融乱象，也不可能指望让那些满城讨债的人安定下来。”

　　“逆金融”与贷款人的希望

　　视线重新回到黄土高坡窟野河畔那个真实的神木县，“金改”愿景太远，讨债现实更近。原本隐于地下的数以千件计的民间借贷纠纷，在崩盘之后都涌进了公、检、法的大门。

　　当省府、外界正急切讨论神木民间金融的去路和命运时，神木县的贷款人、投资人更关心每一起牵涉自身的案件能否获得最大程度的公正处理。

　　《瞭望东方周刊》接触了多个贷款人、投资人群体，他们千差万别的表达，总体呈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单方面推断，本地相当数量司法人员参与到民间借贷、融资当中，或者与涉案人有亲戚、同学、朋友关系，因此建议回避办案；二是在“张孝昌案”、“刘旭明案”等大案中，对特定县级官员、省人大代表、当地巨富、办案人员展开实名举报，举报其暗箱操作案件，致处置不公。

　　对这两个方向上的质疑，贷款人、投资人所提交的文字材料多倾向于对人际关系的描述，另有证据尚需司法机关确认效力。部分贷款人、投资人解释，取证难在于办案不公开，因此建议彻底公开案情。但也有贷款人对此建议持模糊态度，这显示了“受害人”群体自身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