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下线”因无法追回借贷举报龚爱爱(3)

　　前述黎名这样的贷款人，即为“第一层次的受害群众”。但实际上，“黎名们”通常还会以自身信用、以稍低利息，从亲戚、朋友、地下典当行、投资公司吸纳资金，转手再贷给“张孝昌们”吃息差，由此，在“黎名们”身后，实际又拼接起N层借贷、融资关系。

　　《南方周末》曾援引相关人士测算，“由于层层委托，仅张孝昌一案涉及人数可能过万”。此前，多家媒体对神木民间借贷牵涉资金规模进行估算，估值区间集中在200亿到300亿元。

　　800亿民间资本

　　神木民间借贷风潮背后，是满满一池民间资本。

　　陕西本地报纸《华商报》2013年7月披露数据，“神木民间资本体量达800亿元”。陕西省决策咨询委财金组委员、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冯涛对整个榆林市民间资本规模做过一次测算，公布测算结果为2045亿元。

　　民间资本的累积过程，在神木缺乏太多的故事性。这个2008年才摘去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中国产煤第一大县”，2012年GDP破千亿，经济体量相当于陕西南部汉中、安康两个地级市加总。

　　神木人正是在过去近十年的煤炭能源经济整体迈进中，从办煤矿、矿区占地补偿、煤炭运输等等环节，广泛介入到财富与资本分配中。因此，神木民间资本累积的故事主线，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煤。

　　“但不是所有神木人都有钱。总体而言，北边的乡镇都不错，因为是煤区。南边很多乡镇不产煤，照样穷得叮当响。”黎名说。《瞭望东方周刊》对照各种渠道公开的神木县“首富”、“十大富豪”、“亿万富豪”信息，发现其出生地绝大多数在神木北部乡镇。

　　神木人所说的“有钱”，往往是指一个人能随时拿出手的钞票。9月6日，《瞭望东方周刊》从“刘旭明案”维权代表处拿到一份统计报告，报告显示部分向刘旭明入股的投资人及其金额为:单某450万元、池某680万元、崔某军700万元、王某平2600万元、项某芳3000万元、杨某燕3400万元、胡某刚3700万元、王某1.2亿元、张某莲2.2亿元。

　　关于神木民间资本向民间借贷逐步演进的过程，《经济参考报》认为，“购买煤矿需要大量资金，很多老板就以高额利息向社会融资，最初介入的人暴富，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迷信煤价只涨不跌，想方设法筹钱投到煤矿。”

　　该报呈现了部分细节：“一位企业老板说，神木借贷之风最初是从鄂尔多斯传来的。‘2005年、2006年的时候，这边做生意的，朋友之间互相拿钱周转一下，从来不谈什么利息，都是帮忙的性质。2008年开始，风气就变了，互相借钱都要先讲好利息，好朋友、亲兄弟也是一样’。”“有很多人手里没钱，就抵押房产从银行贷款出来再放贷；有的开饭馆、小商店赚了点钱，也学别人高息放出去。”

　　这里盛极一时的民间借贷景象，同样出现在《中国经营报》的记述中。该报援引神木当地人的说法：“当时，在煤价暴涨之后，不要说在神木县城，仅在煤矿聚集的西沟、店塔等大镇上，大大小小的投资公司、典当行就有上百家之多。有的钱庄，在宾馆开两间客房作为办公场所就宣布开张。你走在神木的大街甚至背街小巷上，随时都会看到典当行、担保公司的招牌。街面上的典当行、担保行以及一些商贸公司、石化公司、房地产公司、货运公司甚至小卖部，都成了从事地下金融的不合法机构。”

　　神木当地一位银行人士则向《中国经营报》透露，2010年，神木街头巷尾的各类投资公司、典当行，最多时估计有上千家。

　　实际上，民间借贷的潘多拉魔盒一朝被打开，今天广泛见于媒体报道的“两个神木”，便互为一对因果同时呈现出来：一个是“全民放贷”的神木，一个是“满城都是讨债人”的神木。

　　神木金融改革梦

　　如果说，“张孝昌案”中的小户群体，对神木前任县委书记雷正西心生抱怨，缘起于资产争夺战中雷的强硬表态。那么，面对民间借贷大面积崩盘，家财散尽的放贷人、投资人，几乎将一切后悔、愤怒、遗憾等负面情绪，齐集对准了雷正西过去数年间的施政。

　　“神木的民间借贷为啥这样疯狂？全是雷正西搞的。”包括黎名在内的大多数受访者，常常忽略自身在这场行动中的冒进，转而将责任全部推给雷正西，“他在神木这些年，明里暗里都鼓励咱放贷。”

　　事实上，缺乏必要证据证实雷正西个人在民间借贷问题上究竟持怎样的态度。不过，这位当过中学教师，又有党委政研工作履历的陕北县官，任内对发展金融业以及对金融创新的倡导，的确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