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下线”因无法追回借贷举报龚爱爱(2)

　　对此，《新京报》披露的细节是，“为填补亏空，工商银行将张孝昌质押的3.3吨黄金抛售，五大户随后也把张孝昌名下的120多吨纸白银抛售一空，两项抛售，银行和五大户共套现19亿。”

　　黎名认为，这一操作“既不公平也不公正”，同样是张孝昌的贷款人，崩盘之后，银行和大户暗中处置张孝昌资产，将本息安全提走，小户们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当初要是及时冻结张孝昌的账户，哪会弄出这么大的乱子？”黎名告诉本刊，他刚刚卖了一辆霸道越野车来缓解自己的财务危机。

　　还有比黎名更严重的情况。《南方周末》2013年1月披露“张孝昌案”时，援引一名贷款人的说法：“自从张孝昌跑路之后，他了解到神木县已经有2人死亡。2012年12月12日，神木人武安详在西安一酒店割腕自杀，据说他曾在张孝昌处投入600万元。2013年1月23日，神木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张英被发现服毒死亡，被初步认定为‘自杀’。”

　　《南方周末》还披露，贷1.2亿元给张孝昌的龚爱爱，也曾在2012年10月自杀未遂，原因也是资金链断裂。“她不会想到，3个月后她却因这场风暴意外走红，喧宾夺主。知情人透露说因为借贷无法追回，愤懑的‘下线’们选择了举报她。于是，拥有4个户口、20余套北京房屋的龚爱爱副行长，一夜成名。”

　　黄金、煤矿、房地产

　　单从操作手法上看，张孝昌的一整套资金运作，更接近于私募基金：一方面，他以高息从熟人圈募集资金，而后将资金投向黄金、白银市场，实施套利交易。由此结成的金融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

　　在一般私募关系中，资金提供方，也就是投资人，与资金募集人之间结成一种信托、资产管理关系。该对关系下，投资人基于对募集人的信任，将资金托付给募集人，然后由募集人对外展开投资，投资人为此支付给募集人一定比例佣金，而投资风险和收益主要归投资人。

　　在张孝昌的资金盘面中，投资人与张孝昌结成了借贷关系，那么作为借款人的张孝昌无论在黄金、白银投资中是否获得收益，即便遭受亏损，也必须向上游贷款人支付本金和高息。

　　实际上，张孝昌案亦算神木集资案中的孤例，皆因其投资方向主要在黄金、白银市场，这与张孝昌本人的从业履历有极大关系。在神木，更为普遍的资金运作，是投资煤矿和房地产。

　　神木以煤矿为投资标的的集资案中，第一大案是“刘旭明案”。神木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高文光曾公开表示，“刘旭明案”是陕西历史上最大的集资诈骗案。

　　2013年6月6日，刘旭明被公安局公告逮捕时，刚满30岁。过去几年中，就是这样一位80后“小后生”，不断向身边人编织投资煤矿的财富故事，广泛吸收资金入股。神木县公安局7月初通报案情，称该案报案金额达7 .87亿元，登记的涉案金额达11亿元。

　　神木以房地产为投资标的的神木集资案中，以“王和平案”影响最大。王和平是陕西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已于2013年6月25日突然死亡于毗邻神木的鄂尔多斯市一家宾馆内。

　　王和平生前在神木胡家讫台村开发了总建筑面积为23万平方米的高层项目。据《中国房地产报》引述王和平父亲的说法，“王身后的3 亿元外债几乎全部都是民间借贷”，“那天去闹事（‘7.15’非法聚集）的主要是工地上没领到工资的工人，还有一些买了房子的业主”。

　　正是在张孝昌、刘旭明、王和平等操盘手的精心侍弄下，“黄金”、“煤矿”、“房地产”三个财富关键词，才在神木县变成了犹如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在经过“人人放贷”的羊群效应之后，大面积崩盘的民间金融败局在所难免。

　　《经济参考报》8月底披露榆林市官方消息：神木县法院去年至今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32.17亿元，涉诉人数7658人；神木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借贷案件7起，涉案金额43.1亿元，涉案人数1247人(户)。

　　与此同时，神木以外，民间借贷和融资在榆林府谷、绥德等地也呈加速蔓延态势，“根据榆林市相关统计，2011年至今，榆林各级法院受理案件11714起，非法集资案件报案34起，涉案53.6亿元，第一层次的受害群众是794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