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脏支架手术太多了吗？医疗资源有待下沉(3)

　　但医疗判断永远不是决策的唯一准则。在术前都会进行谈话，病人和家属只要有一方不同意，手术就不会进行。张莉说，除了这些原因，考虑到搭桥手术后如果出现问题，目前针对桥血管没有太好的处理方法，也是医生和病人纳入考量的因素。

　　心脏支架还不够 医疗资源有待下沉

　　“站在大夫角度讲，(我们)都觉得心脏支架力度是不够的。”李和平了解到，我国搭桥手术每年实施5万多例，而这一数字在美国超过30万。他指出，PCI角度也会有类似的对比。

　　但整体不够，就意味着不存在滥用吗？李和平指出，资源再有限，也不排除被用在无效治疗上的可能。

　　2016年6月19日，《中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2016)》在沈阳东北心血管病论坛期间发布。这一指南由著名心血管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韩雅玲牵头，113位国内心血管领域顶尖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共同完成。

　　这份指南建议，对于稳定性冠心病(SCAD)患者，将冠脉病变直径狭窄程度作为是否干预的决策依据，狭窄≥90%时可直接干预；当狭窄＜90%时，应对有缺血证据或FFR≤0.8的病变进行干预。

　　李和平几年前就从相关学术文章中发现，美国支架手术中，绝对遵从指南的比例也不是特别高。该文章在解释这一数据时，也考虑到了医生的医疗判断在手术实施与否的决策过程中，并不起到决定性作用。

　　让不少医生更为忧心的是，有关心脏支架滥用的不准确论调太过盛行，会影响到真正需要的病人。

　　社会上曾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目前一半的心脏支架都可以不用放。这一并不来自于调查也没有数据支撑的说法，也成为苏州博士生举报导师引起舆论关注的一条“佐证”。

　　“如果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被送到一个能很好地放置支架的医院去，想到这句话，他拒绝放支架了，那对于病人来说是很大的损失。”李和平对这种说法感到忧心。

　　一位心血管内科临床博士、北京市某三甲医院心内科医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采访。她认为，卫健委的数据已经清晰证明了，当前支架手术绝非滥用，而是不足。对这个问题过多探讨，反而会引起“胡说派”的反对，对真正的病人不利。

　　霍勇在第二十一届CCIF上指出，血管疾病介入治疗病例数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的情况仍然显著，分级质控势在必行。

　　“对于急性心肌梗死病人来说，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在6个小时内放置支架。从这角度讲，我们的支架还远远不够。”李和平刚刚参加了一项有关我国心血管疾病住院死亡率的研究。他从数据中发现，不同地区的死亡率差异非常大。而这也是目前很难迅速得到解决的问题。

　　“国家卫健委也在做疾病治疗质量控制，一级一级下去，就是要寻找一些关键指标，来针对性地对每个医院进行评估，给予一些干预和培训，能够从能力层面提高医疗水平。”李和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