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记忆｜李银河：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的两性观(3)

李银河认为，在正视人性和欲望这方面，中国人刚刚走出中世纪。事实上，正视性，不代表就支持性放纵；正视同性恋等亚文化的存在，也不代表着就是要倡导婚恋主流变成同性恋。早在《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李银河就阐明过这一点：“社会学研究同性恋文化，仅仅因为它是存在的东西。我们说的文化，属于存在的论域，跟提倡没关系。实证的科学，研究的全是已存在的事。”

作为人在生存之外最重要的原始本能，性，原来是一件非常自然、正常，非常私人领域的事情。然而，宋代之后，中国人的性观念逐渐走向僵硬和扭曲，自然的性也日益与道德、秩序捆绑，这导致了对性的态度：极端压抑，或者极端放纵。然而无论压抑或放纵，都不是自然、科学和健康的。

虽然屡屡因为“性”话题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但是李银河的研究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性”。早期她的《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敏锐地感知到当时中国人在两性观念及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变化，并运用社会学方式进行科学的统计和研究。她也是最早将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介绍到国内的人。

正如她在采访中所说，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也是中国人两性、婚姻、家庭观念剧烈变革的40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观念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冲突与焦虑，便成为剧变的副产品。

与如此巨大的变革、14亿人口庞大体量殊不相称的是，目前中国从事“性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不超过20人。这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彭晓辉教授，包括李银河等“第一梯队”学者近年来纷纷退休，而后继者寥寥。

一方面是“女德班”的卷土重来，另一方面是科学研究及传播两性、婚姻、家庭的学者的声音长久被压抑和曲解，中国的“性社会学”依然是一片亟待开发的广袤土地，中国人在走向科学、自然、健康的两性观、婚姻观、家庭观的道路上，依然有很多障碍要跨越。

2012年，李银河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退休。退休后的她长住威海，住所坐落在威海最美的一片海滩旁。在这里，她上午写作，下午读书，晚上看电影。她说，她最喜欢的书之一，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她现在想把表达形式转为以小说为主，而且只写“虐恋”这个主题。她告诉我，虐恋这个东西太有趣了，它本身的戏剧性特别强。写的时候，根本不是她自己在写，而是冥冥中有一种力量把着她的手，让她写下来。

（本文原题：“李银河：40年，中国人经历了两性观念的剧烈变化”。选自现代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光荣与道路——中国大时代的精英记忆》一书，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