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记忆｜李银河：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的两性观(2)

比如说我带的一个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想写“虐恋”群体，希望能够进行“经验调查”。我写过《虐恋亚文化》这本书，但依据的都是文献。然而，我的这个研究生，他的开题报告根本没通过。社科院的负责人都不同意，说这个太敏感了。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中非常矛盾和分裂的一面：一方面觉得“性”非常敏感，另一方面“性”又被认为不重要。

我最开始做同性恋研究时，遇到的最大的反对意见是：“那么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你研究这个干吗？”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同性恋人群仅仅占总人口的4%，你们干吗不去研究占人口50%的一些人的问题？另外一种意见，就是“你为什么不去研究社会分层”。可其实这就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有人研究大象，有人研究昆虫，只是研究的领域不一样而已。

无论虐恋还是同性恋，并不像主流想象的那样，只是特别少数的人才喜欢。虐恋也是人真实的心理需求。很多看起来非常强悍的人，人性深处其实反而有一点希望“被羞辱”的欲望，这也是一种补偿心理。

最早在做同性恋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困难，就是线索不太好找。当时同性恋是很受歧视的，大街上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我的第一个同性恋调查对象是当时做的一个单身研究的采访对象。当时我在《北京晚报》上登广告征集“独身主义者”，大概征集了40多个人来参加我的单身研究。其中有一位30岁的男士，我访问到他的时候问他单身的原因，他回答的时候就答不清楚，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后来他就跟我说：“我看你留学回来也不像个坏人，我告诉你吧，我单身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同性恋。”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同性恋调查对象。后来我用社会学中的一种滚雪球的方法，让他介绍他的朋友来，还有朋友的朋友，这样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个调查对象最后到了120多人。

后来王小波也加入到这个研究中来，有一些特别年轻的同性恋者不愿意跟女的谈，这个时候王小波就会来帮我谈几个。另外一些需要到男厕所去进行的调查，也是王小波去。有一种传言说我为了搞男同性恋研究，女扮男装到男厕所，其实不是，是王小波去的，有线人的，带着到厕所。这个工作也为他写《东宫西宫》积累了素材。

从事“性”研究的另外一个压力，就是中国人总是把性和道德联系起来，把正视“性”和宣扬“色情”联系起来。2014年11月，广州举办了一届“性文化节”，邀请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彭晓辉教授来做演讲。在演讲中，忽然有人冲出来向他泼粪。还有人在西安把我的照片挂出来向照片泼粪。他们的观点是，你看这个人主张婚前性行为，主张自慰无害，多么堕落。

我理解这是一种焦虑。从只有15%的人有婚前性行为，而且其中好多还是固定伴侣，到71%的人有婚前性行为，这是观念上多么大的转变和冲突。而且20年不到，时间这么短。所以，很多人会非常恐慌，非常焦虑，因为跟原来的差距太大了。但事实上，一个人的性观念、性行为跟道德没有必然的关系。你不能说，一个喜欢多人性关系的人一定就是一个道德低下的人。

2005年和2006年，我曾经努力倡导过国家在涉性法律上的宽松。1997年，中国取消了流氓罪。在“流氓罪”这条法律下，一切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违法犯罪”，但还有“聚众淫乱罪”。其实，包括聚众淫乱罪、关于淫秽商品的法律等，这些法律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没有的。

其实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涉性法律变化也非常明显，这个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些涉性法律虽然还有，但是很少实施了，判刑比较少了，案例也比较少了。比如根据淫秽品法而判罪的数量绝对减少了。这些都说明中国的风气越来越开放，涉性法律在走向宽松。

我觉得，无论如何，现在保守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说，几十年前可能90%的人像他们这样想，那现在只有10%的人像他们这么想了。那我所做的一切，就没有白费。

【采访手记】

很多年里，李银河在大众的印象中一直是“王小波的遗孀”，而她本身在学术上的建树和成就反而被遮蔽了。事实上，李银河身上有很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中国第一位进行同性恋研究的学者。

2000年后，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李银河，总是被妖魔化。她倡导“卖淫非罪化”，被曲解为支持卖淫嫖娼；她主张性的去道德化，主张取消“聚众淫乱罪”，被曲解为支持乱伦、群交。在西安，有人对着她和其他性学家的照片泼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