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总是吃亏的我，工资却成百倍地增长

1996年7月，我从某非著名建筑类学校毕业（因这学校不出名，且后来被合并，所以校名不提也罢）。毕业即失业，因为从那年起，国家不包分配工作。

那时候，毕业分配工作、端铁饭碗的意识还很浓，我们全家人勒紧裤腰带培养出个没工作的人，这是父母不能接受的结果。于是他们四处想办法，希望能解决我的工作问题。我实在不忍心看父母徒劳地挣扎，便决定自谋生路，去南方打工。

我是偷偷走的。我找邻居借了200块钱，然后跟妈妈谎称去某同学家玩，买了几斤苹果，提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绿皮火车。

走出广州火车站就懵了——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有个小混混见我是只菜鸟，便毫不客气地将手伸进我的上衣口袋，将几十块钱拿走了。

那时我很胆小，在这举目无亲的广州，我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事。我没有反抗意识，也没有报警的想法。我愣了一刻钟，决定忍气吞声。随后，我暗自庆幸：幸好出门时将钱分开两个地方放，否则将身无分文。

我又想了一会，决定先就近找个便宜的旅店住下来，明天开始找工作。

那时房地产还没热起来,我虽然是建筑类专业，但没有工作经验，所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在广州的才市场转了几天，始终无人问津。见盘缠快花光，我决定去东莞投奔打工的表姐。我拿着信封，几经周折找到那家工厂，发现她早已跳槽。

我终于流落街头。那时我终于明白什么叫举目无亲。在那个漫漫长夜里，我不禁忿忿：难道这是上天对我的考验？

是的，一定是考验！我靠着这样的意念拖着疲惫的脚步倔强地穿行在东莞的大街小巷。可惜两天时间很快又过去了，工作还是没有影子。眼见当初离家时买来当饭吃的那兜苹果已经腐烂变质，再不回家就要变成他乡饿鬼，我只得打道回府。

在回家的绿皮火车上，听着阿姨推着餐车在嘈杂的车厢里来来回回不停地喊：盒饭五块！盒饭五块！听着自己肠胃奄奄一息地悲鸣声，我很想跟她讲价，让她将五元一盒的饭三元卖给我。可自尊心作怪，我始终张不开嘴。那阿姨又从头到尾走了两个来回，见最后一个被压扁的盒饭实在卖不掉，就喊，盒饭便宜卖三块！我这才抑制着内心的狂喜，买下那份盒饭。

我看着眼前鲜红的辣萝卜丁、焦黄色白菜和淡黄色糙米饭——这简直是天底下最美的晚餐！

回到家，怕父母难过，我也不敢说这些天的遭遇。妈妈见我瘦了，便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我说没事。妈妈便没再深问。

呆在家里，我无所事事，父母整日忧心忡忡。

后来，我一咬牙去了大山深处某建筑工地给私人老板当力工。每天干拉斗车、浇混凝土的力气活，住在低矮的石棉瓦工棚里——小小的鸽笼里搭着上下两层通铺，住着几十个工友。

很快，工地上都知道有个学建筑的毕业生做力工。有些人用好奇的眼光审视着我，当然，其中不乏有鄙视的成分。好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干体力活，力气活难不倒我。时间久了，我也学会了绑钢筋、砌砖抹灰等技术活。

我的心态很好，跟工友处得都不错。那些带班班长和老师傅一来想试试我的能耐，二来也的确想帮帮我，便有意安排一些相对轻松的技术活给我做，例如钢筋抽料、放样、制作，测量放线等。这些活需要专业知识，而我的专业知识学得不错，因此很快上手，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也引起了老板的注意。

两年后，长期跟着老板干的那位技术员生病了，需要长期住院治疗，老板便让我担任了技术员。说是技术员，其实是“万能员”——准确说，技术员要身兼钢筋抽料员、预算员、测量放线员、安全员、资料员和技术员六职。

我有些措手不及。但我的专业基础知识很扎实，再加上是个轻易不服输的人，所以也不推辞。

现场的事情我已经干了两年，看也看会了。难的是资料、预算等内业方面的事情，这是我以前从没接触过的——我便找来以前的竣工、结算资料作样板，认真阅读和揣摩，很快就得心应手了。

当时电脑还没普及，计算软件也没开发出来，所有的预、结算都用手工抄写，用计算器计算。因为负责的事情多，工作量大，我白天管现场施工，夜间做资料、搞预算，除了睡觉，我像陀螺般转个不停。

这样的日子我坚持了两年。虽然很辛苦，但能力得到提升。我干的活不少，可老板很抠门，始终只给我工人的工资标准，也就是三十块钱一天，按天计酬。虽然我有些不满，但想想老板对我也算是有知遇之恩，便忍了。

后来，这个老板收山不干了，我便跟着另外一位私人老板去北京干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