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君子”冒险向国联递交《真相》

《真相》蓝布包

国联调查团在柳条湖爆炸现场。

刘仲明夫妇和三个儿子。（刘钟难供图）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九君子”肖像。

　　核心提示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九君子”将收集到的罪证递交国联调查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那么，“九君子”是怎么认识的？他们被捕入狱后，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出狱？上周，记者采访到“九君子”之一刘仲明的三子刘钟难，听他讲述发生在“九君子”身上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成立调查团来沈阳了解真相。沈阳九位爱国青年成立“爱国小组”准备向调查团递交日本侵略证据，目的是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

　　从1931年11月下旬到次年1月底，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整理反映“九一八”事变实况的材料，汇集成册，并用红色丝线绣上“TRUTH”（中文译为《真相》），他们在材料上签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1932年4月25日，在法库基督教教区传教士倪斐德博士帮助下，“爱国小组”将《TRUTH》递交国联。

　　当年在《TRUTH》上签名的一共9个人，他们分别是大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李宝实、张查理、于光元，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医学家刘仲宜、社会活动家张韵泠。鉴于他们的个人修养、精神气质和担当魄力，后人称他们为“九君子”。

　　近日，记者采访了刘仲明的儿子刘钟难，对涉及“九君子”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解读和澄清。

　　“九君子”是怎么认识的？

　　1913年，丹麦牧师华茂山在沈阳路三段青年里20号（今沈河区朝阳街155-1号）创办奉天基督教青年会。1921年，进步青年阎宝航被聘为青年部干事，他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参加，其中就有“九君子”。“父亲刘仲明在那时担任过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与巩天民、刘仲宜等爱国人士都是在这个时候相识的。”刘钟难对记者说。

　　据刘钟难回忆，留英回国后的刘仲明一直从事医疗工作。1929年，他在基督教青年会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倡议“为国者可组织小友团”，青年读者对此颇感兴趣。1930年，刘仲明组织了爱国“小友团”，当时有14个人报名参加。“九一八”事变后，“小友团”自动转变成秘密的“爱国小组”，对学生、病人进行爱国思想宣传，并对一些弱势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九君子”成为“爱国小组”的核心成员。

　　刘仲明，原名刘同伦，1893年生于辽宁锦西（今葫芦岛市）。少年时代，刘仲明有感于国弱民穷，立志学医。1917年，刘仲明在英国人创办的奉天医科大学毕业后，赴英国留学，后又赴丹麦、瑞士等国进修结核病防治学，1928年回国后任奉天医科大学肺科主任、教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得知国联调查团要来沈阳时，“九君子”便在刘仲明家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如何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立刻收集日本侵略中国及制造伪满洲国罪行的铁证。当时决定由刘仲明、张查理和毕天民为整理主委，负责编排整理材料。编辑的原则是：“确保事实、证据俱在，只有事实而暂无证据者，不得不舍弃。以日本之矛刺日本之盾，让他自相矛盾，全无反驳的余地。”

　　他们首先把收集来的中文和日文资料译成英文，再交给于光元审核。于光元通晓英、日、德、俄四国语言，尤以英语最佳，熟知英国上层社会语言习惯和风俗民情，又了解底层社会的俚语和闲话，经他修辞润色的英文稿件，完全是一篇地道的英式英语。这些材料最后由刘仲明全权负责整理，命名为《TRUTH》。

　　监狱中发生了什么？

　　史料记载，1932年2月中旬，刘仲明在盛京施医院院长雍维林（英国人）的帮助下，写好了给国联调查团的信。4月25日，在爱尔兰传教士倪斐德的帮助下，《TRUTH》被成功送到国联调查团的手中。

　　《TRUTH》公布的75条日本侵略罪证，具有“原始性”“系统性”“实证性”“法理性”， 日本既反驳不了也甩不掉。据此，国联公判：“日本为侵略，成立满洲伪国看不出有当地民意的迹象。”

　　在国联报告书审议大会上，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对以上结论投赞成票，只有日本一国投反对票，日本当场宣布退出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