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君子”冒险向国联递交《真相》(2)

　　《TRUTH》的意义在于，中国人破天荒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发声，把日本侵略中国的嘴脸大白于天下，彻底揭露东北同胞“自愿建立伪满洲国”的谎言。从道义上和法理上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世界各国在道义上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这份材料让日本侵略者恼怒。1935年10月，日本特务机构依据倪斐德这个线索，大肆抓人。女子师范的校长、教会的神职人员、盛京施医院里各科负责的大夫都不放过，“九君子”中除了张韵泠外，有8人被捕。

　　刘钟难回忆说，面对日本特务的审问，刘仲明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主要述说了“三点声明”： 我是爱国小组的召集人；我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证《真相》的集大成人；我是向国联递交《真相》的送达人。其他人只是参加者，一切由我负责。

　　“当时父亲实话实说这三句话的目的，就是要表明‘我在为真理作证，我要对历史负责，我没有罪’。”刘钟难解释说。主审特务听刘仲明这么一说，喜出望外，准备上报邀功。

　　刘钟难接着讲道：“日本人严刑拷打巩天民、毕天民等人，但他们什么也不说，而父亲每次面临审判时都是这么几句话，还一再声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果，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你们今天炫耀的辉煌战绩、胜利果实，反过来看，正是你们明天受审的罪证’。这可把日本人吓坏了，就把这些人全部关押起来了。”

　　就这样，刘仲明被关押40天，巩天民被关40多天，最后都被放了出来。

　　“为啥放出来？被关押的这些人可不是普通人。其中盛京施医院的医生、教授居多，并且有英国背景。盛京施医院要求日本侵略者放人，况且日本特务确实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日本侵略者只得放人。”刘钟难解释说。

　　这里不得不提“九君子”中的刘仲宜。他被关押的时间最长，受到非人的酷刑折磨，身心遭受重创，出狱后精神失常。刘钟难告诉记者：“原因是他作为进步爱国人士，在沈阳东华门角上开了一家同仁药房，经常掩护地下党和进步爱国人士。当时有进步学生撒传单后跑到同仁药房，被日本特务盯上了。日本特务到同仁药房搜查，在天花板上查到了油印机和部分宣传品，认为刘仲宜是共产党，但刘仲宜始终不承认，最后只得释放。他是‘九君子’里受刑最多、关押时间最长的一个。”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九君子”中只有一人是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是巩天民。资料记载，1925年，巩天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沈阳第一批共产党员。1927年，受党的指派，他转入地下工作，成为一个真正的潜伏者，除了周恩来、潘汉年外，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1979年巩天民去世，他的儿子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他的真实身份。1984年，中央组织部在一份文件中找到了证据，这份文件要求巩天民的身份要在特殊时候或者百年之后才能公开。

　　刘仲明和巩天民并肩战斗，历经过生与死的考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钟难回忆：“小时候经常听到巩叔和父亲的谈话。”

　　有一次，巩天民讲，在警务处受审时，日本特高科特务岩冢对他说：“你们这些小子，真是罪大恶极！我们日本国千百万人流血流汗，帮助你们建立新国，你们这些小子偏反对，还向国联告我们，使我们日本人在世界人面前大大地丢脸，你们这些小子真是死有余辜。”事后谈起这段话，刘仲明对巩天民说：“这恐怕是特务把我们的行动太夸大了吧，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那我们可真是‘死有余荣’了。”

　　出狱后，刘仲明一直在沈阳从事医务和教学工作，培养了许多防痨专业人才。

　　《TRUTH》原件 如何找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九君子”和他们的后人一直在寻找《TRUTH》的原件，始终没有结果。因为亲手整理编写了大部分的《TRUTH》资料，对其内容印象较深，能回忆起来一部分，为了弥补遗憾，刘仲明在1960年写了一篇《“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爱国小组”抗日救国行动纪实》的纪实文章。

　　后来，“九君子”的后人把目标锁定在联合国，很快就寻到了线索。2008年6月，他们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找到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及附件《TRUTH》。

　　随后，这份珍贵史料的影音资料以及复印件终于通过“九君子”后人，返回国内。2011年，刘钟难承担了《TURTH》史料的翻译工作，他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将当年父辈们用英文撰写的日本侵华罪证《TRUTH》及倪斐德博士写给李顿勋爵的亲笔信，还原成中文。“79年后，当我把这份重要抗日英文资料翻译回中文时，我当时的心情啊，无比的激动啊。”刘钟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