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当事人 泼粪

1.“孤独”的“性学者”

孤独。

人类性学教授彭晓辉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广州宾馆的房间里，他想起了佛山的“小悦悦”——在无人声援的前三天，他觉得自己就像被碾压在地。无人施救。

他自己洗净身上的污垢，微信里只有女儿在逗他开心。和中国其他知名性学家们一样，在这场关于性的“战争”中，他常常独自一个人，为争取公开谈论性的权利而努力。

这也常常让他成为反对者们的众矢之的。

过去几年，他曾说“中国99%的成人是性盲”；他曾打算接纳“前AV女优进课堂讲述预防艾滋病知识”；他曾在讲座里建议女孩们，遭遇性侵斗志斗勇无效后，要将避孕套视为最后的屏障，保护自己。

他并不在意这些说法被人们断章取义，也不担心这些事情被反对者恶意曲解。他说需要一个口号式的观点去警醒世人。

反对者叫他“文化流氓”、“递套教授”，媒体则送他的一个更加名副其实的称号——“靶子教授”。

的确，和中国其他知名性学者们一样，彭晓辉总会让自己变成“道德捍卫者”们的靶子。他们用最肮脏的话语咒骂性学者和他们的家人。

而这一次，曾经言语上的侮辱，变成了真的“泼粪”——西安“泼粪大妈”撒来污物的恶臭在空气里蔓延。对于学者，斯文扫地，最后的尊严也被击碎。

袭击一度让这位大学教授变得有些敏感。在同意采访前，他要求核对记者的身份，“因为担心对方阵营的人再次作乱”。性文化展前，也曾有人提醒他有人会来闹场，但那时候他毫不在意。

当采访开始，他谈起自己的研究仍然滔滔不绝，他说自己“对性学矢志不渝”——无论遭遇过怎样的袭击和“泼粪”。

20年多前，彭晓峰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老师，主讲《人体组织解剖学》和《动物及人体生理学》等课程。那时候《学校卫生工作条例》颁布，规定高等院校要在开设的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讲座中加入性教育内容。

就像美国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步入性学研究领域一样。1992年，彭晓辉开始在学校里开设性学选修课。那时候，国内甚至还没有一本适用的教材，彭晓辉自己编写讲义，又编纂成书。如今，这门《性科学概论》已经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最受欢迎的选修课之一。

在1938 年的美国，阿尔弗雷德·金赛开启性学研究同样源于性教育课程的缺失。当时印第安纳大学女子学生协会向大学提出的报告——她们希望给即将结婚和已经结婚的学生开设“性教育”讲座。

当时的美国，发表关于性的文章，甚至是引进避孕的资讯甚至算是非法的，人们也无法获得正确的性资讯。

“你的经历和金赛很像？”我们问彭晓辉。

“对……是碰巧这么把我摆在那个位置了。”

在中国，1980年代思想的开放，打破了人们谈论性的禁锢。在1980年代，潘绥铭教授开始在中国创立与推广性社会学；李银河教授开始完成博士论文《同性恋亚文化》；英国性心理学家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一书开始在中国再版……

当然他们与阿尔弗雷德?金赛相同的处境，还有永无止境的“非议”。

在西安的“泼粪大妈”看来， 正是30年前的开放，导致了他们无法接受的局面——“色情泛滥”。而性学家也同样被他们视为敌人。于是，他们开始用30年前的话语和方式反击。

泼粪事件后，有人发现了“泼粪大妈”和另一位反色情大妈在西安性博会上闹场的视频——

一位身穿白衣的中年女性举着扩音器，说自己“代表西安市有良心的市民”呼吁：“同胞们亲人们，一百多年前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华夏大地……一百多年后西方的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打着性自由和性解放的幌子教我们的人民淫乱……现在就是有那么一帮没有良心的文化汉奸，配合反华势力怂恿我们的同胞淫乱”

接着，穿着粉色毛衣的“泼粪大妈”接过话筒，开始将演讲变成了一场“骂街”。

她摆动着略显臃肿的身躯，插着腰，气喘吁吁地在台上来回走动、呼喊：“觉醒吧同胞们！我们活着不是做行尸走肉，整天沉溺于色情下流地搞就胡搞乱搞瞎搞！……那些狗屁专家他们还鼓吹让人乱伦，他们简直禽兽不如！”那一次的视频，被“泼粪大妈”的支持者放在网上——她被他们视为英雄。

而这一次，彭晓辉遭遇的“泼粪事件”，却激起了性学者们的集体反击。在此前的若干年里，他们一直遭遇着网络上言语的侮辱攻击。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银河撰文《反黄大妈，我蔑视你们》表达性学家的无所畏惧。她说：“他们（“反黄大妈”们）的思想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了，我们这些活人怎么会怕这些早已死了几百年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