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欲女？ 史学家与小说家笔下的武则天(2)

　　但当谈到武朝用人治政时，武曌的一代明君形象却仍然被树立起来。反对为武后立本纪的沈既济也在奏疏中表彰武后：“初以聪明睿哲，内辅时政，厥功茂矣”。而与他同在朝列的一代名相陆贽，则对武曌不吝赞颂之辞：“而课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

　　当然，唐代君臣之所以对武曌表现出频频“善意”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出于为尊者讳的政治正确。尽管武曌以降的唐朝历代君臣，都或多或少地清楚武曌诛戮李唐宗室，迫害忠良，篡唐改周的种种“逆迹”。但如果据此将武曌判定为篡位暴君，那么王朝的合法性就会遭受严重危机。毕竟有唐一代君主，不是武曌的公公丈夫，就是她的子子孙孙。没有哪位君主会承认自己身上流淌的是篡位暴君的血脉。

　　因此，武曌成了唐代君主的最尴尬的一份政治遗产。他们可以想方设法地铲除她的遗迹，就像唐玄宗销毁了巨大的天枢一样。但他们必须正视她的存在。因此，武曌必须在唐代皇室的宗庙中占据一个煊赫的位置。甚至被作为神灵顶礼膜拜。

　　武曌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中宗李显就为干旱祈雨拜谒母亲的祠庙，果然有求必应，天降甘霖。在乾陵的宗庙中，武曌的画像被绘制成天子衣冠。唐玄宗虽然摧毁了天枢，却将武后列入《历代圣贤图》。在唐代正式的官方文献中，提到武曌的尊号天后时，也要像皇帝一样抬格书写——这是作为李唐皇室祖先的武曌不容置疑的神圣地位。

　　唐人对武曌的赞颂与贬损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在他们眼中，武曌被分成两个人来看待。治国理政的明君，这是史家论者戴着政治评判的眼睛所观察到武曌形象，它略去了那些伦理上的不检点和私德上的瑕疵，而酷吏暴政贪污这些细节上的丑闻，也从把握治政全局的角度上被略去了。毕竟传统史学殚恶扬善进行区分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形而上的道德教条，更是为了后世治政以资借鉴，以善政为模范，而以恶政为警戒。臣下导君向善的最好方式，就是用前朝善政作为楷模。

　　这种对武曌功过善恶的有意区分，直接影响了后世史家对武曌的评价。五代后晋时期修成《旧唐书》的史官评论中，开篇对武曌重加贬斥，指控她“李氏自武后移国三十余年，朝廷罕有正人，附丽无非险辈。持苞苴而请谒，奔走权门；效鹰犬以飞驰，中伤端士。以致断丧王室，屠害宗枝。骨鲠大臣，屡遭诬陷，舞文酷吏，坐致显荣”，“奸人妒妇之恒态也。”

　　但在这些连篇累牍的指控和谩骂后，史官在最终评语中却又不吝赞誉之辞：

　　“然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

　　北宋名臣和著名史家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给予武曌积极的评价：“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她的邪恶确实让人瞠目震惊，但她的善政却又拥有足够的魅力，以至于任何一位公允的史家在面对这个传奇女皇时，都不能摆脱“精神分裂”的诱惑。

　　小说家言

　　狐媚女性的经典欲望符号

　　治史的严谨和道德，是捆绑在史家身上无法挣脱的两道绳索。但对以想象作为食粮的小说家来说，却可无此束缚，端起虚构的饭碗，开怀大嚼。史实对他们来说，只是用以种植想象粮种的土壤，让这些假托历史的小说，不至于成为漂萍无依的无根之木。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历史上本身就具有如此传奇色彩的武曌，自然无法从小说家搜罗素材的魔爪中全身而退。小说家没有史家如此沉重的道德包袱，因此完全可以轻松地把这位传奇女皇在虚构的饭碗里随意搅动，按照自己的喜好添油加醋。而在晚明这样嗜欲纵乐的时代，我们也就不必奇怪为何武曌生平中最不堪的私生活的一面，会被拎出来扔进碗里，添油加醋。

　　《如意君传》就是如此这般调配出来的众多武曌小说中的一本。尽管它本身并不声名煊赫，甚至还一度惨遭禁毁，市坊难寻，但它在古典小说中的地位却不容小觑，直接启发了中国流传最广的艳情小说《金瓶梅》。后者对此书中的性爱描写大段改易照搬。晚明时代盛行的几部艳情小说，诸如《绣榻野史》、《肉蒲团》中都提到过这本书的存在，而其中最猥琐不堪的情节，也与《如意君传》有露水姻缘。而我们所熟知的武曌的小字“媚娘”，也是本书作者最先虚构的名字。后来竟被认为是武曌的真实姓名而被再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