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麻风病双腿截肢后,涂婆婆用棉布包裹小腿,仍可行走如常。(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早在五六十年前,麻风病人被称为“风吹来的魔鬼”。在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出现前,隔离是当时防止麻风病传染的方法——在山里,在孤岛,一座座的“麻风村”建起,用来专门收治麻风病人。
“一个悲伤的故事,会让你生起足够的同情心,同时也会让你意识到这个世界其实还有比你的命运更凄惨的人。另一方面,所有人的故事中总有一些闪光的东西,以平等的眼光去和他们对话,会重建一种很好的关系。”
第一次看到麻风病康复者,张馥兰说不上害怕,只是觉得陌生。
那张脸已经扭曲变形,鼻子坍塌并陷了进去,嘴巴歪了,合不上。他伸过来的双手手指残缺,说话声音颤抖。再早五六十年,他们被称为“风吹来的魔鬼”。在没有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前,隔离是当时防止麻风病传染的方法——在山里,在孤岛,一座座的“麻风村”建起,用来专门收治麻风病人。
张馥兰在大学二年级的这一年,走进了这些麻风村。联合治疗法出现以后,麻风病早已经不需要再进入医院隔离治疗了。还留在村里的人病好后被称为麻风病康复者,平均年龄70岁。她解开自己的种种误解,陪伴这些老人,听他们絮叨以前和现在,从此开始做麻风病口述史。
大学毕业后,张馥兰全职投入其中。老人说,她来记,一点点地把病痛的折磨、豁然的时刻写下来,看到“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也体悟坚忍的人生。
“你不害怕吗?”关于为什么做“麻风村口述史”,张馥兰可能说了许多遍这个故事,以至于和她在众筹文案上写的并无二致。
2012年冬天,张馥兰加盟了致力于改善麻风康复村生活环境的家工作营协调中心,跟着十来个大学生去了湖南吉首市凤凰县麻风康复村。当时她只知道麻风是一种病,至于是什么病,有什么历史,她不了解,但好奇。
同行的志愿者提示,尽量不要去问老人以前的经历,免得碰触到他们内心伤口。这个极为荒凉、每个人伸出手脚来都是残缺的村子,实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张馥兰小心翼翼,不敢靠近。
有个吴大叔右脚截肢了,一个人拄着拐杖提水、洗衣服、烧柴煮饭。冬天天冷,大家围着火炉取暖,他总是把烧红的木炭往志愿者那边移。张馥兰是志愿者里第一次到访的,吴大叔主动跟她说话,渐渐熟悉了。
张馥兰在团队离开的那天,找吴大叔告别。两个人坐在屋外的长凳上,四下没人。
“你不害怕吗?”吴大叔突然问。
张馥兰说当时慌了,不知应该如何回应。吴大叔过去遭受了许多歧视,这种伤害甚至使他将自卑与自我歧视内化到骨子里。
张馥兰更想知道,麻风康复者都经历过什么?是不是真的不能问?他们是不是真的不愿意讲?可来年的4月份,吴大叔去世了。一切都来不及问。
2012年的7月,张馥兰趁着暑期到了家乡的麻风康复村——广东省普宁甘石径村,“村长”罗汉松一点也不避讳讲他的经历。从他的口中,张馥兰知道了上个世纪的麻风村故事。同时,她也在思考,能否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它们,让康复者去述说和表达。
一年后,罗汉松老人接受截肢手术后到佛山南海红卫医院疗养,而张馥兰恰好在佛山求学。她没有当面问老人能否给他做口述史,而是小心地拜托了其他志愿者。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张馥兰的第一份麻风村口述史开始了。
“有血有肉的 生命个体”采访罗汉松的过程中,一位叫汤巨良的老伯总是热心地请张馥兰过去屋里坐。无意中留意到汤伯房里贴的字画,张馥兰萌生发起“康复村艺术家口述史”公益项目的想法。
2014年11月,张馥兰申请基金会的小额配捐,再发起众筹,凑够了项目经费。她招募了9人志愿者团队,他们是来自各个学校和专业的大学生。
汤巨良成为项目运作后的首位口述史对象。张馥兰在他的口述史里打开了历史的一扇窗。他生于1932年,在抗日战争时期见过敌机轰炸,看见过一栋大楼瞬间炸成废墟。他讲老广州,讲自己在理发店做学徒,还跟人一起大罢工。如无意外,汤巨良将跟自己的女朋友结婚,继续学徒生涯。可偏偏患上麻风,遭人辞退。旁人说他患的是风流病,当时街边都是拉客的小姐。汤巨良委屈,自己根本没有钱做这个事情。“我只是患病,不是犯罪,为什么要这样。”
患病后汤巨良开始和家人一起吃住,后来分开吃,再后来给了一间老房子让他自己住。张馥兰听着,像是看着一个人,慢慢变成麻风病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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