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国企的二本生，能去哪儿

征稿 在大多数时间，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消极逃避，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为了更好的生活，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曾停歇，也不能停歇。工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 这一次，我们希望能请大家一起，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记录下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也记录下我们自己所困惑、怅惘与坚持的一切。 记录下自己，就是记录下今天。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寻业中国」。期待你的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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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关一过，我便带着几斤冬膘离开了故乡，跟随外出谋生的民工挤上绿皮火车，忍受着泡面和脚臭，颠簸千里回到河南一座小城市继续工作。

还未进员工宿舍，赵一舟便在厂区门口吹着口哨嘲笑我：“嘿！你也没离职啊！”

我怼回去说：“你不也没挪窝嘛！”

“我跟我妈提辞职了，”他摊摊手，“被臭骂一顿，你呢？”

我撅了撅嘴：“我都没敢提，再撑一年吧！”

我和一舟都是二本工科，只是学校不同。2017年7月，我们同时进入这家机构冗杂的制造业国企，实习期是一年。这家国企有近20个分公司，分布在邻近的4个街区，我和一舟在同一个分公司的车间流水线实习，宿舍离得近，相处久了逐渐无话不谈。

一舟身材精瘦，六块腹肌十分明显，一咧嘴虎牙参差，笑起来很是邪魅。刚认识时，他说我长得像他弟弟。我还以为是套近乎的好话，没想到不久后一次喝酒中，他苦笑着说：“我弟弟今年打架伤人，判了两年。”

跟我们同一批进来的郑哲，为人也很和善，和我俩也处得来，但人总是波澜不惊，做事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沉稳，我和他交往一直有所保留。

车间流水线上实习4个月后，改去办公室实习。因为专业不同，郑哲去了安全部的总办公室，活儿最轻松；一舟在开发部，时常被各个车间借调出去解决一线生产问题；我则被分到了技术部。

公司技术总部把一本的实习生留在总办公室，基本不用接触实际的生产过程，每天审核编订工艺文件和参数文件即可；二本的实习生都调拨去各个车间办公室——技术部下属50多个车间，车间办公室的活儿琐碎很多，虽有歧视，但好歹是坐办公室，不用整日站在流水线上卖命。

我带着调令前去报到，办公室算上我总共8个人，平均年龄35岁，我最年轻。主任姓李，50岁左右，头顶和皮鞋一样亮，最喜欢去车间训斥工人。

李主任跟众人介绍完我之后，笑嘻嘻说：“小王初来乍到，大家以后可要多多帮助啊！”

同事们看起来都慈眉善目，我那时还不清楚“帮助”的具体内容，单纯地以为办公室应该是个各人责任分明、大家其乐融融一起共事的地方。然而，凉水在第一天就浇了过来。

李主任介绍完便去开会了，做统计的张姐整整一上午都在盯着手机玩消消乐，电脑都没有动过。中午下班前1个小时，办公室只剩下3个人，其他人不知去了何处。张姐来跟我闲聊了几句，然后说：“小王啊！姐得先去接孩子，你帮我盯着点啊！”

我并不明白“盯着点”是什么意思，本着助人为乐的心，一口答应了下来。

张姐走了没多久，出去的人陆续卡着时间都回来了——因为中午下班要打卡。

李主任突然推门进来问：“小张哪去了？”

我看李主任面带微笑，放松了警惕：“主任，张姐去接孩子了！马上回来！”

李主任眉头一皱，表情大变：“我这有个表得她马上做一下！接孩子、接孩子，越来越明目张胆了！小刘，考勤记她一下！”

管考勤的小刘“嗯”了一声，我这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张姐回来后被李主任狠狠训了一顿，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坐到了下班。下班时我追出去道歉，她当面倒没撕破脸，只是冷冷地说：“没事，你年轻着呢！姐不怪你！”

出了大门，我碰到了郑哲，他听我说了上午张姐的事情后说：“你就算说她上厕所也比接孩子强，估计你们主任也不是真生气。这地儿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糊弄过去就行了。”

“你很懂这一套啊？”我调侃他。

郑哲说：“你慢慢就知道了，都是公家的东西，面子上过得去就行，没人在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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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发现，确如郑哲所言，这个国企里多数人并不关心工作。尽管企业的产量和效益年年下滑，各部门翻来覆去干着形式上的无用功，但一时半会也倒闭不了。职工们每日按时打卡就行，出了问题，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哪个部门后台硬，就能推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