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宣化县下八里辽代张世卿墓壁画中的《备宴图》
明代《南都繁会图卷》中的街头小吃。(佚名绘)
河南洛阳东汉墓壁画《夫妇宴饮图》(局部)
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中的《进食图》
倪方六
“一日三餐”是现代流行的吃饭习俗。这种习惯始于何时?古人一天到底吃几顿饭?从史料上来看,秦汉及以前民间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流行“两餐制”;隋唐时期,“午食”的概念才逐渐形成,一天吃三顿饭成为寻常人家的基本用餐习俗……
秦汉时期民间一天吃两顿饭“朝食”为主餐
朱熹《集注》记载:“朝曰饔,夕曰飧”
从史料所记和考古发现来看,在原始时期并无“一日三餐”概念,而是“饥则求食,饱则弃余”。“定时吃饭”是人们饮食文明进步的标志,中国最晚在上古商代时已形成了“定时吃饭”的习俗。先秦时期,寻常人家都是一天吃两顿饭,即所谓“两餐制”。这两顿饭可以看成是“早饭”和“晚饭”,但古人不这么叫,而是把一天中的第一顿饭叫“朝食”,称为“饔”;把一天中的第二顿饭亦即最后一顿饭叫“餔食”,称为“飧”。这就是朱熹《集注》中所说的“朝曰饔,夕曰飧。”
这两顿饭一般在什么时间吃?如同作息制度一样,古人就餐时间也是根据太阳的出没而定的。古人将一天的时辰划为12个时段,太阳刚出来时,叫“日出”,但古人一般是在接下来一个时段才开始吃早饭。其时已日上三竿,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时候吃第一顿饭,古人干脆称此时段为“食时”。
在十二地支概念引入时间后,其中的“辰”字对应食时,所以古人有“食时辰”的说法。辰时相当于现代早上7时-9时。第二顿饭安排太阳运行到西南方的“晡时”,此时为申时,相当于现代15时-17时,故东汉许慎《说文·食部》称:“飧,餔也,申时食也。”
一天中的这“两餐”哪一顿算主餐?古人称主餐为“大食”,此外就是“小食”,这在上古商代时已分得很清楚,从殷墟甲骨卜辞中便发现了相关的记载。在“两餐制”中,朝食是最重要的主餐。现代人说早上要吃好,古人则认为早餐不仅要吃好,更要吃饱。朝食质量也是最好的,饭都是现做的熟食,古人之所以称朝食为“饔”就是这个原因。而第二顿饭“餔食”则大多比较简单,往往吃朝食剩下的食物,故称“飧”。
需要注意的是,先秦人的第二餐时间在有的地方或不同季节并不固定,如有的地方便将第二顿饭安排在“日入”时分,即现代17时-19时。此时享用的这顿饭,古人称为“暮食”,真的是晚饭了。
战国时期贵族大多实行一日“三餐制”
《战国策》记载:“士三食不得餍”
那么,一日“三餐制”出现于何时?其实,在流行“两餐制”的先秦时期,已有人一天吃三顿饭。《庄子·内篇》有“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的说法,意思是去郊外游玩,带足三顿饭,来回肚子都是饱的。如果当时没有一天吃三顿饭的现象,庄子是不可能这么写的。但当时的“三餐制”并不适用于普通人,有相当社会地位、家庭条件优越的贵族、富人才会一天吃三顿饭。
《战国策·齐策四》“管燕得罪齐王”条称:“士三食不得餍,而君鹅鹜有余食。”意思是读书人一天三顿饭都吃不饱,而你的鹅、鸭却吃不了。这说明当时已存在一天吃三顿饭的现象,同时也印证了普通人家并无“三餐制”。实际上,此时的一日三餐只是一日两餐的补充,其中的第三顿饭有点“夜餐”的味道。当时在贵族中吃夜餐并不新鲜,在《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中,就有齐景公深夜将宴席搬到晏子家的记载。
从根本上说,“三餐制”是特权阶层的饮食制度,最早是周王的专利。周王的日常饮食除了朝食外,就是“燕食”,燕食分别在日中(中午12时)或日夕(下午3时-5时)。如果在中午吃饭,从时间概念上说,与现代的午饭并无区别,但如果从食物的内容和时人重视程度上讲,则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东汉学者郑玄注称,燕食是“奉朝之余膳”,即午饭和晚饭都是早上吃剩下的饭菜,重新热热又算一顿饭。
秦汉时期,普通人或是级别较低官员多为“两餐制”,但在贵族中已普遍实行“三餐制”。当年淮南王刘长谋反获罪,汉文帝刘恒便特批他仍可享受诸侯王的生活待遇,允许一天吃三顿饭,此即《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里所说的“皆日三食,给薪菜盐炊食器席蓐”,此外每天还供应刘长5斤肉、两斗酒。
隋唐时期“午饭”成为“一日三餐”中的主餐
白居易《咏闲》诗云:“朝眠因客起,午饭伴僧斋”
“一日三餐”的饮食风俗始于魏晋以后,但真正普及则在隋唐时期。其时民间基本一天都吃三顿饭,与现代概念上的“三餐制”几无区别。
其标志是,“中餐”、“午饭”这类词汇开始流行,并大量出现在当时文人的诗文中。中餐即中间那顿饭,贾岛《送贞空二上人》诗中便有“中餐”:“林下中餐后,天涯欲去时”;白居易的《咏闲》诗中则有“午饭”:“朝眠因客起,午饭伴僧斋”。
中餐、午饭都是“中饭”的意思,因处于早、晚两顿饭中间,又在日中时分吃,故名。中餐为“中食”、“昼食”,与先秦时期中午时分享用的“燕食”在用餐时间上是相同的 ,但重要性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唐时的中餐已成为三餐中的主餐,秦汉及以前人们一天最重要的一顿饭“朝食”已退居次位。
“吃中饭”,其时已成唐人很自然的饮食习惯,而不是过去的可有可无。唐代段成式撰写的《酉阳杂俎·玉格》中有这样一句话:“忽见一寺,门宇炳焕,遂求中食。”如果当时没有吃午饭的食俗,人们是不可能“求中食”的。
需要说明的是,“三餐制”在唐时已很普及,但早期的“两餐制”并没因此消失,有的地方一天吃三顿饭,有的地方一天吃两顿饭,到清末,乃至今天都这样。清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记载了清朝各地的饮食风俗,书中的“日食之次数”条是这样说的:“我国人日食之次数,南方普通日三次,北方普通日二次”。如当时的兰州人便“日皆二食”,而浙江宁波、绍兴一带则是“日皆三饭”。
古代帝王实行“旦食昼食夕食暮食”一日“四餐制”
《白虎通》记载:“王者居中央,制御四方”
一天吃几顿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物质条件和社会行为的制约。除了“两餐制”和“三餐制”,古时还有“一餐制”和“四餐制”、“五餐制”。很显然,一天只吃一顿饭的,当是穷人无奈的选择,而一天吃四顿饭的就不是一般人能享用的了。
“四餐制”在古代属于“帝王餐”,汉朝时被制度化。中国古代饮食制度带有明显的等级色彩和礼仪特征,贵为天子的皇帝饮食安排自然要与众不同,以“别尊卑”。帝王为什么一天要吃四顿饭?汉班固《白虎通·礼乐》“右论降神之乐”条是这样解释的:“王者之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时之功也。”原来,帝王每天吃四顿饭是借“四方”、“四时”之数字概念,有迷信色彩。
“四餐制”怎么个吃法?分别在天刚亮的“平旦”时吃一顿,叫“旦食”;中午“日中”时吃第二顿,叫“昼食”;下午晡时再吃一顿,称为“夕食”;最后一顿在太阳落山以后的“日暮”时进行,称为“暮食”。
古人认为,这四个时间点分别是 “少阳”、“太阳”、“少阴”、“太阴”的起始点,此时就餐最为吉祥、适宜。此即《白虎通·礼乐》中所谓“王者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晡食,少阴之始也;暮食,太阴之始也。”
汉代“四餐制”是在先秦周王就餐制度上改进而来的,周王在三餐之外还曾增加“夜餐”。夜餐也叫“夜食”,《黄帝内经·素问》中提到的“晏食”,便是夜餐。
“四餐制”在汉代被严格执行,即使帝王死后,祭祀时也要“日上四食”。但“四餐制”也非一成不变,在特殊时候要“减餐”。比如国家遭遇严重的天灾人祸时,皇帝就得减少饮食量和次数,以此自我惩罚,响应上苍给人间的警示。《白虎通·礼乐》中所说的“四方不平,四时不顺,有徹膳之法也”,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清朝“帝王餐”不是“四餐”而是“两餐”制,即“早膳”、“晚膳”两顿饭。一天吃两顿饭是满族的传统饮食风俗,入主中原后满族人将这一食俗也带进了皇宫。清朝皇家的“两餐制”与秦汉时的“两餐制”在时间安排上有较大差别,早膳一般在卯正以后(早晨6、7时后),晚膳多在午、未两个时辰(中午12时至午后14时)。其实,清朝“帝王餐”是“明二暗四”:在早膳和晚膳这两顿正餐(大餐)之外,还有“早点”和“晚点”两道副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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