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可被忽视的群体 农村留守女童社会地位“(3)

　　不论是家长还是监护人，大都认为留守女童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在他们眼里，这非但不是性别歧视，反而是“为她们的将来好”“女孩子不勤快传出去丑，会被人笑”“不会做事以后嫁都嫁不出去”。

　　留守女童大多意识到了自己在家庭劳动分工中的压抑地位，对此心态各异。少部分认为理所当然——在当地农村，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女性操持家务，男性即使是闲着也不会在家务活儿上“搭把手”。大部分则对此表示一种感恩回馈式的理解。另有一小部分留守女童虽然感觉到非常不公平但无可奈何地必须接受。也有少数留守女童并不会承担家务劳动。如子璇的奶奶反映，子璇性子烈，让她做家务，会生很大的气，爷爷奶奶都有些怕。

　　亲情

　　留守家庭的远距离联系方式主要是电话，写信、发短信等交流方式比例很低。电话交流的频率为一周一两次，少数家长给孩子打电话的频率低到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打一次。

　　留守女童们很少主动给父母打电话，主要原因有“打电话太贵”“不知道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想打，但不知道说什么”等。父母打电话回来聊得最多的是学习，其余的很少说，而且主要集中在叮嘱 “要注意身体，生病了会影响学习”“听爷爷奶奶的话”；至于别的，如饮食、衣着和心理，则不多过问，问多了可能伤和气。

　　有些留守女童在与父母电话交流时，显得早熟懂事，“爷爷奶奶让我多说些开心的事情，少说不开心的事情”，尤其是她们认识到父母工作的辛劳时，更是选择报喜不报忧，将不愉快和委屈埋藏在心。另一些留守女童没有向父母倾吐情感则出于顾虑，“爷爷奶奶冤枉了我，我就想告诉爸爸妈妈”，但害怕爷爷奶奶批评指责，“这样就对我更不好了。”“有次妈妈给我打电话，我说着说着就哭了，妈妈也哭了。奶奶赶紧上来夺走电话，说妈妈‘你干什么非要惹到她哭’。”

　　多数留守女童接到父母打来的电话时非常开心，表现得很乐意交流。但也有例外，周末笔者来到亚丽家时，刚好她的妈妈打来电话，整个过程持续五六分钟，亚丽自始至终并没有喊一声“妈妈”，偶尔挤出“嗯”“好”的字眼，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说，结束时也是直接挂掉电话，没有说“再见”。

　　也有的留守女童表示，爸爸妈妈打电话回来并非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一位留守女童的弟弟和爸爸妈妈在深圳工作、生活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怎么给她打电话，“一年最多一两次”，每次返乡也从来不给她带礼物或玩具之类的。直到弟弟回来上学后，“他们才每个星期都给我打电话，也是弟弟接电话接得多，即使是我先接的电话，没说上几句他们就要跟弟弟说话。”

　　在农忙、春节期间，外出父母多返乡待上一两周，在暑期留守儿童可以进城探望父母。这段时间对于留守女童格外珍贵，她们从父母外出的第一天就盼望着父母回家的那一天，短暂地相处够她们回味上一年。

　　可是，才刚刚享受到家庭团聚的温暖，父母又要外出打工了，而分离是“最痛苦的时候”。一个留守女童表示，爸爸妈妈临走前的那个晚上，她一直在默默流泪，枕头都湿透了也停不下来，不敢让爸爸妈妈听到只好用被子捂住嘴巴。第二天早上，她早早地就醒过来，很难过，不想看着他们走，于是一直等爸爸妈妈走了才起床。

　　女童们只能无奈地接受父母的离开。闻琴在一篇作文中写下了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每当您们带着弟弟走时，我也好想去。记得那次我看着您们出发时，我追上来了，您却远远地把我甩开了，我只能伤心地走了。我边走边哭，心想：你们不带我去是因为如果我在那读书再加上弟弟在那学习，肯定要花好多钱。”

　　几乎所有留守女童都希望能考大学去城市生活，但是也有留守女童表示“城市里的生活还不如农村”，因为父母忙于工作，无意之间忽略了培养亲子感情。

　　有些父母意识到隔代监护的不足，尽量在行动上作出弥补，比如父母中的一方在适当时机返乡照顾孩子。相对而言，祖辈更倾向于威权专制的教育理念和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他们简单地认为，与孩子有语言交流、甚至只是发号施令、训斥也看作是“聊天、谈心”，而并不去想用什么法子让难过的孩子开心点。他们甚至认为“打骂就是管得严”“管得严对孩子好”。那些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家长往往有着更先进的教育理念，在回乡后往往更多地采取沟通、民主的教育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