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个收音机，我被带到了秘密警察局(2)

和我们一起上路的还有另外两辆卡车。我们约好，路上如果车出了问题就互相帮忙修理。可我们的车一路上轮胎漏气爆胎，每天出好几次问题，简直是灾害连天，预计两周的路程实际上花了多得多的时间。有时爆胎声就像炸弹一样吓人。中国南方夏天温度那么高，车超载，路又这么糟糕！另外两辆车也有轮胎问题，但没有我们这辆车问题严重。

我们走走停停，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到达目的地昆明。卡车卸载后，我们住进客栈，所有的人都累瘫了。但同行那两辆卡车的司机却不睡觉休息，关起门没日没夜地打起扑克来。尽管有大量的维护保养工作要做，却没有人想到应该去停车场修车。这时候，我意识到，我已落到一群毫无道德标准的混混中去了。我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不过我提醒自己，不要冲动，为了求生，我没有别的选择，就暂时听从命运安排吧。

要找货回到北边很困难。但我们终于凑足了一车货，杂七杂八什么都有。前面驾驶舱顶高高堆着空桶，后面货物伸出货箱两米多。这两种违规荷载要开到一百多公里以外，才能卸货。

两个月后，我们终于回到重庆。跑这一趟，我没赚到一点钱。最后一天还是饿着肚子回家的。但我对山路驾驶和修车有了经验，也赢得了中国伙伴的好感和尊敬。他们夸我能吃苦，精力旺盛，不仅修车在行，而且乐观有趣，别人牢骚满腹时，我却开玩笑逗乐。这些跑运输的人就在茶馆里喝茶聊天中把我的名声给传开了。

在运输线上跑过几趟后我就发现，如果规规矩矩干这行一定赔本。只有那些走私鸦片的，才买得起新胎和进口零件。我当然不会干这种违法的事。四川和贵州交界处设有检查站，他们检查每一辆过路车。一旦发现暗藏鸦片，司机无须审讯当场就给枪毙。这样，做司机是很危险的。如果有人藏了违禁品，而我又不知道，我就会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装货不是我分内的工作，我只管开车，我朋友负责货源。但警察不会这么认为。好在搞运输生意的，几乎都彼此认识。很容易就看出，谁换新胎了，谁又投资搞了个新零件。如果车辆焕然一新，唯一的可能就是做成了一笔违法生意。我决不会违法乱纪，除了有一辆合法的车可以开之外，我还在想可以做什么事来维持生计。

跑运输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油价。除了昂贵的汽油，我们还用酒精做燃料。但酒精热效低，耗量大，需要带好多桶酒精上路，这样就占用了原本用来装货的空间，而且酒精做燃料的车爬坡不行。发动机温度低了不容易启动，要先倒一点汽油进汽化器里，汽化器外包一层蘸满酒精的破棉絮，点燃后给汽化器加热，直到引擎升到一定温度才能启动。另外，也可用手摇曲柄与车内打火同时进行。换挡时，要间歇式踩油门，试着给少量酒精，否则引擎又会熄火。这样，我们只好在开平路时才用酒精。

战争中，连点烟的打火机都禁止使用，就因为油价太贵。下山时，司机一般都将引擎熄火，离合器放到“中挡”，让车“放空下坡”，只要车轮转就不踩油门。我也这么干。美国人不，司机们都说美国人疯了，下山还踩油门。中国军队的司机也不踩油门，下山放空。因他们的油是根据路程定量配给的，节约下来，可以卖了将钱装进自己的腰包。

我成为袍哥帮会里唯一的“洋鬼子”

跑了几趟折本生意后，我在家住了好几个月，父亲看病人时我给他当翻译，因为前不久他才辞退了他的翻译。我得空了还是去茶馆，那里经常有搞运输的人进出，找工作找货源，人们对我很友好。一天，有人问我愿意不愿意开GMC卡车。那车是他们刚从美军的剩余物资处理处买到的。我以前在美军空军基地工作过，曾开过GMC 66军用卡车，这种车有十个轮子，六轮驱动，所以我很自信地说：“行！”与此同时，我朋友通过关系和贿赂，给我搞了个驾驶执照。这辆GMC卡车机械性能很好，但轮胎还是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