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卫生工作方针,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艰巨的疫病防治工作。早在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专区肺鼠疫的发生和蔓延已经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为此他特别指示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迅速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参见《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8日。他还于10月28日亲自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政府“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并请苏联政府考虑派遣防疫队帮助进行鼠疫防治工作。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电报后,立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和支援药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98—99页。在各方的共同努力和苏联防疫队的协助下,察北鼠疫疫情得以控制,11月4日即无新病例发生。
察北鼠疫被扑灭后,新中国薄弱的卫生防疫工作状况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49年11月,毛泽东指示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经过大规模的疫情调查和研究,1950年1月,卫生部首先展开了对结核病的预防工作,自当年起在全国各城市大力推广卡介菌苗接种工作,所需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承担。同年10月,卫生部颁发《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全国民众必须普种牛痘。1951年4月11日至23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斑疹伤寒、日本住血吸虫病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这些方案、条例为此后的卫生防疫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1年9月7日,贺诚给党中央写了一份近3000字的工作报告,题为《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提出了“要使防疫工作收到应有的效果,必需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给予适当的重视”的建议。报告上报中央的第三天,毛泽东就作了批示,强调:卫生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极力发展这项工作”。他还指出“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至少应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这份文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它进一步明确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推动了我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
对局部地区的疫病流行问题,毛泽东也很重视。1958年秋,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疾病时有发生,波及到全区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参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内部参考》1958年11月11日。原因主要是某些干部只注意生产,忽略了对群众生活的关心。有些地方食堂工作做得不好,群众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加上睡眠不足,使社员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毛泽东看了这个消息后,立即将此件批发给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批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30—531页。
三、关心新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
在卫生防疫、疾病防治工作中,毛泽东尤其重视新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1953年9月16日,沈钧儒将无锡血吸虫病防治所沈瑜撰写的有关南方血吸虫病的汇报材料附函寄呈毛泽东。当月27日,毛泽东即致信沈钧儒:“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页。并将汇报材料转交当时担任政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负责处理。
自此以后,毛泽东将血吸虫病防治作为一件大事,始终放在心上。1955年,毛泽东亲自视察了血吸虫病疫区。11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了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关于防治血吸虫病情况的汇报之后指出,血吸虫病流行范围广,一千万人受害,一亿人民受威胁,要认识它的严重性。为此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1949年—199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5页。。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迅速成立了由中央华东局主要领导、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广东等省、市委书记以及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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