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生物”就在我们的星球上(7)

　　哈佛古生物学家，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他1989年著的《美妙生命》（Wonderful Life）一书中表示偶然性是很重要的：毁灭同创新在动物的演化史中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他指出，五亿七千万年前的寒武纪包含了比今天还要多的动物族群，它们被称为门类（phyla）。但那些早期动物树中多种多样的分支被大灭绝永远地修剪掉了。那些灭绝为存活下来的动物族群开放了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译者注：一个生物个体或种群的生态位指它所占有的时间与空间，以及“在生物环境中的地位，即它与食物和天敌的关系。”——C。埃尔顿；大量动物的灭绝使得存活的动物有了更多的资源与空间，减少了竞争），使它们有空间发展出更多的类型——提供了创新的机会——由而促进了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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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西蒙·康威·莫里斯（Simon Conway Morris），一位在剑桥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强调了进化趋同性的重要性：即使在动物树相隔甚远的分支中，即使当用于建造相似结构的蛋白质或基因之间并无联系时，演化依然趋向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同样的答案。

　　由这两种见解出发进行推理，我们会得到一个惊人的结论。倘若地球的历史倒带并重新开始，如今演化出的生物中可能并不包含我们今天所见的动物种类。哺乳动物或者鸟类，甚至所有的脊椎动物，都可能并未出现。但进化可能仍旧产生了多数，甚至全部，产生了复杂大脑的创新：这些创新可能就只是出现在了动物之树的其他分支而已。

　　当科学家们开始揣测其他星球上可能存在着怎样的生命时，一种激进的思想萌生了：与我们所知的一切都毫不相同的异类（“外星”）生物，可能此刻便存在于地球上。这种想法认为，生命在我们的星球上可能崛起了两次，或更多次——而非我们长期假设的仅仅一次。我们的生命形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其他形式的生命则退回了角落里。这“暗藏的生物圈”将会非常难以探测，因为这些生物可能并不包含DNA、蛋白质或者其他我们赖以探测生命的分子。

　　栉水母门则并非那么奇特。它乃是基于我们共享的基本化学物质，但对于动物来说仍代表着一种暗藏的生物机制。栉水母是我们失散多年的表亲，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亲缘关系。

　　因为栉水母使用了与我们所研究过的其他所有动物都非常不同的蛋白质和基因子集来创造大脑和肌肉，它提供了探索一些宏大问题的独特机遇：不同的神经系统之间究竟能有多大的区别？我们真的理解生命如何感知它的周遭环境，又做出怎样的反应吗？

　　栉水母甚至可能为预测在其他世界里，在不基于DNA或蛋白质的更奇特的生命形式中，神经系统会如何演化而提供有用的见解。进化生物学家认为，即使有些生命体以异乎寻常的生物化学为基础，很可能它们仍是通过类似的组织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尼克·雷恩（Nick Lane），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位生物化学家，曾写道，地外生命很可能像地球上的细胞一样，用某种细胞膜将自己与外界划分开来，并且运用细胞膜一侧与另一侧间的pH值或离子浓度的差值，为自己提供能量。从古老的陨石中汲取的化学物质能很轻易地形成细胞膜——即使它们与地球上的细胞膜并非为同样的分子所组成。而一旦在另一个世界的生物机制里，细胞膜固定下来了，生物体们很可能便遵循和地球上相似的方法演化出了神经系统。

　　莫罗兹仍在尝试从栉水母中汲取更多的信息。这些动物长期为科学家们所忽略，原因之一在于它们非常脆弱，非常难以在实验室存活。为了绕开这一难题，莫罗兹配备了一条有着现代实验设备的船，在船上能够在活着的动物中提取基因组序列，培养胚胎，以及刺激神经元。通过拨开栉水母的神经电路，他希望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大脑基本的设计原则，以及测试这些原则是否普遍存在。

　　仅走到这一步就已很漫长了。要能确信栉水母的确异乎寻常，莫罗兹首先必须驳斥他从之前的研究者们那里学到的很多东西。因为他“最初的假设同教科书里的完全一样，”他解释道，他用了20年才终于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