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31日,庭前会议开始,双方交换证据。斯伟江的同事严涵也是本案的代理律师,他回忆,那天王攀穿着一件已经洗褪颜色的T恤衫,整个人看上去状态有些萎靡不振,从陶家人的角度并没有看出来他有表露出歉意。
庭前会议持续三天,陶姐姐听着律师一一进行举证,几度落泪。期间,法官也给了陶姐姐陈述的机会,严涵说,陶姐姐越说越激动,法官让她保持冷静,并给她一些时间平复心情。
此时,陶姐姐依然抱着要将官司打到底的决心,“如果他不受严惩,我真的不甘心。”
然而几个月后,庭审迟迟没有到来。
2019年春节前夕,斯伟江说当时陶姐姐开始动摇了,“太折磨了,后面为什么双方会调解,陶姐姐觉得拖下去对活着的人也是一种折磨。连一次庭都没开就拖了一年了,再拖下去一审二审,他们觉得也不是个事,不如新的一年开始新的生活,摆脱这个事情。”
于是在2月2日,双方开始制作调解笔录。但王攀的要求中有一点是陶家人无法接受的。当时王攀要求给钱后,陶家人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下,都不要再谈这件事。
陶家人表示,这个钱不是封口费,他们没法接受。遂调解作罢。
直到3月25日,双方再次调解,达成一致后王攀当面向陶家人道歉,并承诺支付抚慰金65万元。
向前
李良平在3月25日收到了陶姐姐的微信,他得知事情终于有了结果,但始终觉得结果有些不尽如人意。
2018年4月8日,武汉理工大学官方微博通报“陶崇园坠楼事件”调查,称导师王攀存在与学生认义父子关系等行为,已停止其研究生招生资格。而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一在职老师告诉澎湃新闻,王攀目前仍在该学院工作,“给本科生上课”。
在事件发生后,陶家人只是零星地听到消息,说王攀又回来了,但谁也没去找过他。
陶崇园姐姐的微博发布了陶崇园留下的笔记本遗物。斯伟江认为,目前国内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导师制度需要一个制衡,如果遇到问题,应有一个救济制度,或者是公正透明的投诉渠道。
“尽管最后只是达成调解,但从结果来看王攀也付出了代价,对别的还有这种行为的老师是一种震慑。这个案子是有意义的。”斯伟江说。
在收到民事调解书后,陶姐姐第一时间把内容和感想发到了网上,很快在深夜删除,发布在自己的朋友圈。
电话里,她的声音有些微弱,但已不是一年前那个惊恐、无助的声音。她只说了一个愿望,“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开始新的生活。”
提起这一年来陶姐姐经历了什么,律师金宏伟觉得自己没法回答,“陶姐姐不是一个愿意把自己扒给别人看的人。没有她的坚持,就不会有道歉这个结果。”
今年陶姐姐就要博士毕业,李良平说她可能会去深圳工作。所有人都觉得,在一年的愤怒、恐惧、创伤、斗争过后,新的生活将要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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