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放逐与救助:民国麻风病人的三种命运(2)

1935年9月，广东顺德县长陈同昶在一份提案中表示，麻风病人有的禀性温良，染疾之后深自愧悔，离群索居，待终天年；也有不明病理或因相信谬见，以为传播于人就可减轻自身毒素者，他们不惜以强暴胁迫、欺诈诱惑等种种手段与别人发生性关系。这种人并非个别，而是实繁有徒，他们的行为不仅妨碍风化，也使毒菌流播，贻害人群，成为中华民族一大隐忧。

《广州共和报》1932年5月24日的一篇报道称，广东番禺马岗乡的木匠钟日诒，1931年娶妻郭氏。郭氏在1932年5月20日回乡探望生病的母亲，由钟日诒的婶婶陪同，行至一个叫竹幻坳的地方，被四名持枪的麻风病人劫掠，牵入林中轮奸两次，始行放走。两妇自认将被感染麻风，不能生存于世，就相约在附近小龙潭投水自尽。当地乡公所正通缉强奸的麻风病人。

这则新闻的编者表示，这种不道德行为在我国南方时有所闻，被称作“卖疯”（即通过性行为将自身病毒清空，转给他人。）实则不但疯不能卖，还会增加自身的病势，传染他人。

增加自身病势的说法当然也不靠谱，可以看作是一种宣传策略。但媒体“疯不能卖”的此类科普，大抵很难被隔绝中的麻风病人所知晓。

另一个实例是，广东四会驻军151师901团团长张淑民，以麻风患者“强与异性做不端之事，此等事已司空见惯，盖彼辈大都惑于移疯之迷信观念”为由，决定“斩草除根”。他派出大队人马，四处搜索形迹可疑的患者，逮捕了25人，经医生检查确为麻风病人后，就押往野狸岗执行枪决。

《麻疯季刊》在报道四会驻军的行为时，也对麻风病人用了“恶习”、“有关风化”及“免害地方”等语。

麻风病人在海外的一些恶行，也加重了国人针对患者的偏见。路透社1936年5月18日的一则报道被上海《申报》等中国主流媒体广为转载，这则报道的内容是：

菲律宾珠良岛大麻风院六名患者逃出医院后，杀死渔人四名，夺了他们的船只，向四十里之外的某岛驶去，据闻在该岛又杀死三人，5月17日抵达拉注岛，岛中居民大为惶骇，紧闭门窗不敢出外。

3.

杀戮麻风病人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法国新闻社曾报道日军在菲律宾古利翁麻疯院残杀病人达二千人之多。这个消息是1946麻疯国际救济协会在巴西开会期间，由菲律宾代表罗特利葛曝出的。

针对麻风病人的暴行并非都严重到杀戮的程度。在四会枪决25人的前后，广东澄海市麻风病人聚集的漳林地区，也有二三十名患者，被当地民团勒令离境。患者中有妇孺数名，她们再三恳请，未获同情。《麻风季刊》称，此次驱逐缘于麻风病人击毙了当地某姓独生子，激发民愤。

除了杀戮和驱逐，受当时思潮影响，官方还曾有过效仿希特勒，给麻风病人“强行灭种”的想法。

上文提到的广东顺德县长陈同昶，1935年9月在与政治研究会共同发起的提案中就表示：

“欲正本淸源以杜绝疯疾传染起见，似宜采用希特勒氏防止肺痨、花柳等病之保健政策，对于各县疯疾男女，通饬各县政府，责令各区乡镇逐一查明，尽量搜集，以医学方法一律强行灭种，旣消失性的功能，即所以减少传染，非但保健之中仍寓保存人道之意，而国家既可节减收容卹养之费，而各县疯疾亦可望有灭绝之一日也。至若如何灭种，以消失其性的功能，事关医学技术，固宜召集卫生专门人才，详加讨论。而一切调查标准与夫强制实施各手续，又应如何严密规定，似又宜集思广益，切实审虑，方足以利施行。用将本案理由，提出讨论，是否有当仍候公决。”

以医学方法对麻风病人强制施行“灭种”的提案，由政治研究会秘书处函送给了当地社会局研究。此种设想在顺德或国内其他地方是否曾被实施过，暂不得而知。

麻风病人遭遇的并非总是坏消息。事实上，近年以来因基督教的介入，他们受到的救助比以前多得多了。如《麻疯季刊》在报道广东高要县捕杀大批麻风病人的同页，还有云南昭通麻风院即将成立以及上海中华麻疯疗养院新聘留英黄昌来医生为医务主任的信息。

中华麻疯救济会总干事邬志坚1932年曾在广东罗定、清远调研了一周。他在香港对媒体说，罗定在1924年就设有麻风病院，惜因经费无着，故一直未能开幕。查该县现共有麻风病人298人。清远则约300病人，其中25人（男21名，女4名）被逐居江边，用继续装置一船，遇大船驶过时，就尾随乞讨金钱与食品。

据《香港超然报》1932年6月2日的报道，就广东已建麻风医院的统计，东莞约有269名麻风病人，石龙约700人，大衾100人，汕头200名，北海百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