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放逐与救助:民国麻风病人的三种命运

1937年4月5日，复活节。广东阳江麻风病院接到当地驻军的消息，他们将在这个节日向所有的病人犒赏金钱。

这个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的确是他们的节日。近代以来，基督徒积极承揽着中国麻风病人的救助工作，成为其中最活跃的一股力量。作为一种附加的成果，这些被救助的病人至少在名义上大多都成为了基督徒。

喜庆的气氛已经点燃。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犒赏是一个陷阱。

凌晨时分，准备领赏的53名麻风病人被军人团团围住，除了一人机警逃走外，其他俱被捆绑，运往郊外旷地予以枪决。事后，阳江麻风病院也被用火焚烧，军方的说法是“除毒务尽”。对麻风病毒的恐慌，促使当地军方试图消灭一切与其相关的东西。

不知是否逃跑的麻风病人汇报了消息，阳江驻军诱杀麻风病人的消息很快被中华麻疯救济会知悉。他们在《麻疯季刊》刊发了消息，并透露给中外媒体。

同期刊发在《麻疯季刊》的消息还有，广州河南蒙圣警察分局，连日派警察在辖区内的瑞仁大街、福东路及二通口等处，抓捕了数十名麻风病人。其中有一名洪姓病人，正委托媒人将其妻女改嫁，不料遭事主举报因而被捕。其妻女则不知去向。

从媒体报道可知，彼时抓捕杀戮麻风病人是广东省内正在掀起的一场运动。

如《现象报》载称，广东三水驻防军第四团梁团长，连日来抓捕了邓泽等麻风病人共12人，执行死刑，事后用石灰将尸体掩埋在一二丈深的土坑内。不仅如此，梁团长还用骈四骊六的布告文，宣示了麻风病人的罪状。

中华麻疯救济会接到的一封公民来函称：广东高要县马炳乾县长声言为地方除害，将境内麻风病人捕杀二百余名，且定有长期铲除计划，凡捕获麻风病人一名，可领赏金二十元。因此全县麻风病人，无不恐慌万分。最离奇者，毫无疾病的妇孺及患者家属，竟亦借口传染，遭到同样的处置。

在高要县，杀戮麻风病人的消息已经持续了一年多。1936年，同样是复活节前后，高要县县长马炳乾下令，把肇庆6名麻风病人用电船押赴到附近山上，在那里事先掘好大洞，将病人推入活活埋死。洞内放有石灰，据说不仅是为了防腐臭，更以此法可杀绝麻风病毒，免致传染。在活埋6名麻风病人之前，高要县还枪毙了十一名患者。

《麻疯季刊》在1936年第二卷内，针对高要县马炳乾评论道：“如此县长者，不但毫无人道，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且亦违反该省民政厅新近颁布之禁令。在此光明政治下尚有如此野蛮县长，可谓咄咄怪事！“

但很显然，到了一年后的1937年，咄咄怪事开始呈几何级增长。被媒体曝光的屠杀事件，只是整个铲除麻风病人运动的极小比例。

按照原广东省会警察局局长的李洁之1961年10月刊发于《广州文史资料·第三辑》内的回忆文章，广东全省当年所杀的麻疯病人不下两万多，其中高明县杀戮最多，有11000余人。

媒体的报道更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针对麻风病人的杀戮，其实自民国初年就已开始。《申报》1913年曾报道广西都督陆荣廷下令活埋数十名麻风病人，这可能只是当时被媒体捕捉到的众多集体屠杀中的一个案例。

民间对麻风病人的污名化则从来没有停过。到了1948年，《申报》记载，湖南道县还有亲属间活埋患者的私刑存在。更广泛的应对方式是，将这些所谓的“疯人”或“癞者”隔离或放逐野外。这显示出麻风病人多舛的命运，持续了数十年一直没有停止过。

与来自公权力和民间的各种杀戮、放逐构成反差的是，民国以来中国麻风病人得到了西方传教士主导的建制化的救助。各地的麻风医院渐次出现，这种跨国的不懈努力，最终影响到中国政商两界高层，并在国际社会掀起公益热潮。

麻风病人面对一个混乱的转型期，它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2.

“麻疯症亦可于病未发作时疗治即愈的。前有乡人，夜行山野，见一少女（即诱奸男性的轻性痳疯症患者）甚美，利其孤独，就与性交，归而觉悟大惧；但他颇明医道，急往牛棚中取一牯牛，杀而剖其腹，尽去肠脏，乘有热气，赤身入腹内，并嘱家人加以包没，无奈身大腹小，不能并容，一手竟伸腹外，如此经过一日一夜，毒乃尽去。三日后，了无异状，只在牛腹外的一只手，余毒未淸，筋络骤缩，五指内屈，不能复伸而已。”

这是方君写于1946年的文章《可怕的麻疯》中的一个段落，暴露出知识分子在麻风问题上的无知。他们很容易轻信谣言。麻风病人当然不可能在所谓“未发作时”靠钻入牛腹内而获痊愈，更重要的是，麻风病人的确可能通过性行为而传染，但他们自己体内的麻风杆菌并不会因此而得以清空。

上海、杭州等地的麻疯院病人照片

关于麻风患者强奸或诱奸健康人的传闻，在中国流传甚广。这并非空穴来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