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拉伊：一份钢铁般的坚持成就青蒿素的扬名(2)

　　朱拉伊：因为我们是集团模式，有其他产业板块赚的钱来支持中医药产业。青蒿素项目员工工资都不高的，你看邓长生一毕业到公司来就到非洲去了，现在（能做到这样的人）是很少的。我经常跟他们说，人生要接受这种考验和磨炼，才会具备成功的素质。成功不是偶然的，就像青蒿素的发明、新南方的发展也是这样。现在的社会非常浮躁，但我们坚持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信念，这是不会错的。别人怎么做我不管，但来到新南方公司我会先教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羊城晚报：您是把青蒿素当项目来做，还是当慈善来做？

　　朱拉伊：我当做一个事业来做，要把它做成功，赚钱是以后的事，做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也负担得起，不是负担不起。

　　“我们赚钱不多，但心里都很充实”

　　朱拉伊的一意孤行不是没来由的。1974年，高中毕业的朱拉伊回到家乡广东梅州丰顺县，做了一名赤脚医生。1979年，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朱拉伊如愿考入广州中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正式走上中医之路。

　　1983年，朱拉伊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成了一名正式的医疗工作者。而此时，我国的中医行业也面临着生存危机，整个中国都奉行“重西轻中”的做法，有的医院干脆不设中医门诊，纵然有中医门诊，所处的位置大都在洗手间的隔壁，门庭冷落。

　　看到自己挚爱的中医药行业的如此境遇，朱拉伊发现：中医药发展仅凭一个医生的医术是远远不够的，它一定要有系统的产业发展规划，而要实现这个规划，就一定要有经济实力。

　　1989年，32岁的朱拉伊怀揣着对中医药行业大有可为的信念和专业的中医药理论，只身回到广州。在一个机遇之下，朱拉伊闯进了广州房地产界，继而建立了新南方集团，开始了他的“曲线救医”之路。

　　1999年，新南方集团的房地产事业发展渐入佳境，此时朱拉伊开始寻找切入中医药的最佳时机。2000年前后，机会终于来了，广州中医药大学要寻找校办产业的合作伙伴。在房地产业做得风生水起的朱拉伊立马决定进军中医药产业，和大学合作投资建立了专注于新药研发的科技产业园。有了高端的切入点，朱拉伊的中医药梦也迎来了曙光。

　　2003年，朱拉伊做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个是将国医邓铁涛教授在非典时期立下汗马功劳的药方做成邓老凉茶；另一个则是为“青蒿素之父”李国桥教授的青蒿素研究项目投入了关键的一笔资金。

　　羊城晚报：为什么这么执著于中医中药事业？

　　朱拉伊：西医发展才400年，传到中国才200年，但几千年中国人就靠中医来预防与治疗疾病的。中医在重大疾病以及传染病的预防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中医是对症下药，不像西医，不管什么细菌病毒都是一种药。通过非典的案例就能看得出来，广医一附院有统计数字，（用中药）费用减少到一半，达到零死亡零感染。中医中药里面还包含了很多哲学和做人的道理，还能用在管理企业上。

　　羊城晚报：所以从医一直是你的梦想？

　　朱拉伊：虽然做这个现在赚钱也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是很高兴的，我们的企业发展也很不错，我们心里都很充实。而且从未来方向看，国家提出建设健康中国的概念，大家健康保健的意识不断加强，发展中医药的空间很大。而且健康产业远比房地产更持续，更有社会价值，也不见得不能赚钱。

　　“以医带药”模式有助研发值得推广

　　公共卫生、科研创新、国际援助……这些字眼儿从来都是和政府联系在一起，然而在青蒿素的事业中，专业的激情逐渐变成沉重的使命压在朱拉伊这个民企老总的肩上。青蒿素的发现可能不是偶然的，但青蒿素产品的成功却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没有执著的朱拉伊，还会有另一个张拉伊、李拉伊完成这一切吗？

　　羊城晚报：你们在研发推广青蒿素项目时开创了一种“以医带药”的新模式，这在药企中还很少见。

　　朱拉伊：据我所知是没有的，因为这需要药企同时具备医疗方面的资格和能力。我们比较独特的是，我们有医疗机构，还跟大学有合作，培养了一批专家，带出了一批团队，这种模式是未来很多药企可以借鉴的。如果纯粹为了赚钱，大家就不会去做这种事情了。从长远来看，它对企业品牌有帮助。

　　羊城晚报：但要培养专家做研发的话，投入就会非常大。

　　朱拉伊：对于新药的研发，国家的定价是允许有合理的利润的。但是前面的研发有一定风险，不成功就什么都没有了。

　　羊城晚报：很多国内药企并不愿意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