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松地啊，请你听我说”(4)

“他们已经发现，下一代要走出麻风村，要去掉‘麻风’的阴影，只有读书这一条路，为此，凡是涉及办学的事，比如出资投劳修整校舍、招募老师、为孩子升学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从1986年以来，已经三迁，“最早就是和‘医院’在一起，用的教室是‘医院’的一间屋子。后来搬离‘医院’，在距‘医院’约50米，比‘医院’高的一个小山包盖房，作为学校。再往后就直接与‘医院’彻底分开，直接从山谷谷口搬回到麻风村，在村子边建盖学校，这也就是今天的落松地小学所在地。”

即使是今天的学校，在原校址上，校舍已经重建过。

农加贵很感动的是，几次学校校舍新建和迁移，都是麻风村村民举全村之力来参与建设的，“第一次到‘医院’旁边建新校舍，那是一个小山包，必须推平才能盖房子，我先是找了一个开推土机的朋友，样样都说好了，他驾驶推土机来帮我们平地，但到要动工的那天，他因为害怕变卦了，没有办法，村长号召全村的成年人用人力来推掉那个小山包。”

村民有的赶牛来拉土，有的是3个人一组，两个人用绳子拉擀板，一个人使劲把擀板摁进土里，一趟一趟地硬拉，硬是用了1个星期，把小山包推平，然后村民动手，建起了两间教室。

而在此之前，是村民自发集资了8000元用于建校。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是1999年迁入的，那时有两间平房，是村民们用石块垒起来的，房屋质量肯定不行，用到2002年，政府出资，才扒掉重建，学校小操场的地坪，也是村民出力平整后再用三合土打起来的，一些病人跪着用锅铲收浆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农老师31年只身一人办学，是‘西畴精神’的生动体现”

由于这个村庄的特殊性，孩子送出去读书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必须自己办学，所以，当下“集中办学”的教育改革对于落松地小学来说，或许被迫只能是一个例外。

和全国其他任何一所“一师一校”的情况迥异，在这个特殊的小山村教书，“一师一校”是被迫形成的状态，因为没有人愿意或者敢来这所学校教书。

尽管为了吸引教师来教书，村长告诉农加贵，只要村里能满足、能提供的条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延请，但多年诸多的努力均是徒然，至今没有人愿意来这所学校任教，已经在此工作了31年的农加贵，从青春小伙（弱冠之年）到霜染两鬓（知天命之年），他忧心的是最多再过10年，他就要退休，如果继续没有人来，他一旦退休，这所学校在存活41年后，就自灭了。

该怎么办？

落松地村的孩子又要进入愚昧的黑夜之中。

农加贵的担忧其来有自。

在云南，类似情况导致健康孩子不能求学的情况绝非孤例。

2015年第五期《凤凰周刊》报道，2014年9月，滇东北某县有40多名适龄健康儿童无法读书，“原因是他们的先辈曾患有麻风病，当地学生家长反对他们入学，声称如果学校坚持接纳这些患者的后代，宁肯将孩子转学。”

上述困境的存在，既来自于人们对麻风病的心理恐惧，也来自于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偏见和歧视，不仅歧视这个村的村民、孩子，甚至歧视农加贵。

就在他当了老师之后，各种歧视毫无悬念地滚滚而来。

“我到中心校开会公干，从来不敢说我是落松地来的，”他说，“有的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开会时不和我坐一条凳子，吃饭更要远离我，甚至不和我说话。”

或许也只有到了这时候，他才能体会落松地村民心中的苦和痛。

过去的几十年里，也不是没有外面的人到过他的学校，但工作一结束，人家立马走人，没有人敢在他的学校吃顿饭，这里面包括他的教育系统的领导。

在村长家第一次吃饭后，得到了村民的信任，拆开了与村民的心结，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农加贵才发现，“吃饭”这个最普遍、最简单、最平凡的人生琐事，对于落松地村来说，意义如此非凡，渐渐的，他自己也以这种方式来测量外人对他和他的学校以及学生的温度。

广南县教育局现任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黄座富在农加贵心中，绝对居于“恩人”的崇高位置，而黄座富第一次认识并被农加贵接受，也是通过一顿饭开始的。

在落松地小学，“吃，还是不吃”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对于许多外来来访者来说，竟然和那个“活，还是死”的“哈姆雷特困境”有得一比。

黄座富与农加贵的友谊是从一顿午餐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