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松地啊，请你听我说”(3)

对于去这样一个地方当民办老师，不仅农加贵坚决表示“我不去”，而且父母也不同意他去，眼瞅着农加贵决心已定，叔叔又再次低声下气恳求他到山谷谷口隔离麻风病村的那个简称“医院”的地方去看看。

“叔叔要我先到‘医院’，听听几个‘医生’的看法再做决定。”

叔叔的想法是，农加贵如果到实地看看，兴许会改变主意同意去教书。

于是，在叔叔的陪同下，农加贵大着胆子来到“医院”实地考察。

“医院”有三个“医生”，一个叫农炳康，是“医院”的头儿，他以前当过工人，后来被送去培训过医疗知识，算是“医院”最有学问的人。

一个叫王建知，以前常在乡村集市卖草药，算是一个懂医懂药的人，卫生局叫他来“医院”，弄些草药用酒泡了给村民吃。

还有一位叫防明礼，虽然也穿白大褂，但实际是在“医院”搞管理。

他们三人的任务就两个：劝阻村民外出的同时给村民发药。

农加贵印象中，他们的打扮令人感到“医院”的氛围很紧张：“他们穿着白大褂，戴口罩，双手戴手套，脚蹬高筒靴，从头到脚，全副武装，他们把药放在医院的窗台上，村民从外面取药，他们也不和村民直接接触。”

农加贵认为，农炳康在动员说服他来当老师教书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至关紧要的角色。

“他反反复复给我做工作，叫我别怕，我说我还是怕，农炳康就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他给我酒精，叫我上课之前先用酒精擦手消毒，如果心里还怕，就用酒精兑点水喝到肚里去，就没事了。”

“用酒精防麻风病是可笑的，即便在当时，我也不相信，但农炳康答应我的几个‘条件’让我心动了。他告诉我，学校不在麻风村，在‘医院’，距麻风村有3公里多，我不需要和村民在一起，我和‘医院’的3个医生共同居住生活，麻风村的孩子没有病，而且是每天从麻风村走出来读书，我不用去到麻风村。”

农加贵认为，“有医生做伴，麻风村又隔得较远，我不直接接触病人——这些条件使我决定留下来试试看。”

于是，农加贵接下了这个当时每月只有19元工资的“高危”活儿。

当时，这个村子村民——病人及其家属——有280多人，症状明显的病人还有几十人。

“农民给我的补助钱币，用高压锅消过毒才给我”

1986年9月1日开学，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的有12岁，小的有五六岁。

学生家长中不少人有麻风病，学生是否会因为生活在一起的缘故感染麻风病不好说，换句话说，学生中到底有没有麻风病患者，当时没有体检的程序，加上感染这种病的潜伏期长达3至5年，所以，农加贵也不知道结局会怎样，稀里糊涂地就当上老师了。

第一次上课前，农加贵还是按照农炳康所教授的“秘方”，用酒精擦手，也喝了点兑水的酒精，给自己壮胆。

孩子们来了。

随着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农加贵的心跳在加速。

他担心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他们会不会流脓流血、瞎眼、嘴歪、断肢、跪着走路来学校？”

不一会儿，孩子们进来了，农加贵一看，完全正常，没有那些恐怖的情况。

“他们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健康正常，很可爱，我的恐惧心理在逐渐打消。”

再走到教室门口，距离更近了，他伸头看了看坐在里面的孩子，还是没有发现有任何麻风病状，和外面健康孩子一模一样，才按住忐忑的心，走进了教室。

“但心里还是怕，”农加贵说，“说不怕是假话。”

不过，恐惧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散去，“最主要的是，我待了好几年，没有被传染上麻风病啊。”

另一个因素是，麻风村村民对他的那种“好”。“农加贵除了19元民办教师补贴外，村民又自发集资，每月给农加贵35元作为额外补助，1989年以后，政府给农加贵的教师补贴增加到了每月45元，但村民依旧每月给他35元。”文山州总工会副主席杨琪玲说，“这35元钱零碎得很，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是村民用高压锅消毒后才让‘医生’转交给农加贵的。”

每次收到这笔补贴，农加贵心里都很热，“头一年他们每次给我之前，都是用纱布包着钱，用高压锅高温蒸过，直到第二年我主动提出不要再蒸了。”

每月35元的补贴，一直给到1998年8月，农加贵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为止，一共给了他5040元。

此外，村民还划了半亩稻田种植水稻、1.5亩山地种植玉米来给他喂养鸡鸭改善生活，“田地全部由村民帮助栽种收割。”

在农加贵记忆中，落松地的村民为了自己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能使的手段全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