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古代天文学没落:穆斯林与传教士各顶半边天(2)

应当说，清代康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位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兴趣的帝王。而他所倡导的“西学中源”说，一方面推进了清代“会通中西”工作，另一方面却强化了国人崇古、拒变、固守传统等文化意识和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它作为一种惰性，严重阻碍文化的开放与变迁。当中国的统治者、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仍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时，西方总体的科学水平早已超过了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天文学新理论、新体系才大规模地在中国传播。

二

天文学与历法一直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天文学的独特政治功能，即天文学代表着人间与上天之间的沟通，天象即是政治现象。于是，天文学也随之具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在很长时期内，民间是禁止天文学研究的。而且，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并非单单一个狭隘的观天之学，它与文学、艺术、工程、技术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对天文学的这种政治和伦理学上的考虑，古代天文学的关注重心一直在拱级区以及赤道，北极星处于观测的中心，而二十八宿则成为天文观测的基本背景。这与古希腊的黄道坐标系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地平坐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进一步决定了传统天文学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天文学的政治化，在其积极性方面，就是天文学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李约瑟这样描述说：中国古代天文台一开始便是朝廷明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农业经济来说，作为历法准则的天文学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天文学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定位，也决定着天文学发展的方向与逻辑。但天文学的这一附加属性也限制了天文学本身的全面发展，例如过分强调实用性一直束缚着天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而且，这种学问和研究一直在神秘性的笼罩下，限于少数人掌握，难以在民间普及，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天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天文学的政治性和伦理倾向，也是造成中西天文学发展不同路径的重要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对极星的关注使得古代中国天文学的参照系不同于西方，而作为一种完全独立于并区别于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天文学体系，“中国天文学则采取了冲日法”，以此去“寻求位于太阳相对位置的恒星。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永远在地平上不升不落的极星和围绕极星的那些恒星”。事实上，正是鉴于天文学在中国的独特理解，也就使得“中国人”对欧洲天文学的“几何学或力学”方法“并不感到必要，整个宇宙有机体中的有机构成部分各按照其性质循着自己的道去行动，而这种运动可用本质上‘非表现性’的代数学方式去理解”。

所以，相对于欧洲数理天文学所具有的几何学研究特征，我国古代天文学并不完全具备这些内容，但是传统天文学却同时具有几何学之外的另一种数学特征，即代数学，这也是中国天文学的数理传统。所以“这一特征更多地源自于代数学而非几何学”，因此“就数理天文学本身而言，劳埃德已经指出，自欧多克斯时代以来，在古希腊（及后来的阿拉伯）人们就假定‘某些几何模型可以为天体运动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但是，正如李约瑟、席文、古克里等人已经注意到的，这个假定不适合中国科学。中国的天文学并非基于几何模型，而是基于代数的点来估算体系，这一体系依赖于数值计算而非几何分析”。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讲，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政治伦理倾向根源于“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在古人看来，“天与地是由同一种原则——道，自然秩序的创建性原则——所支配的。人类社会中任何与主张秩序相逆的行为都会破坏天与地之间的和谐，也可能会导致诸如洪涝、干旱、内乱这样的灾害。因此秩序必须加以维持，上天选择具有出众品质即‘德’的人，并给他们指令即‘命’以统治他们的同类”。基于这种原因，席泽宗先生总结说，根据天人感应理论，人事活动和天象变化有密切关系，“天垂象，见吉凶”，换言之，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经世致用性，这经世致用性是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