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尼阁
《西儒耳目资》成书地长期有两种说法，一是浙江杭州说，另一是陕西西安说。结合金尼阁生平，加上中方合作者王徵是西安府泾阳县人，故后者可能性较大。王徵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语言学家，与上海的徐光启齐名，两人并称“南徐北王”，有我国第一位机械工程学家的美誉。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王徵和金尼阁合著《西儒耳目资》，也算是我国科技史和语言学史上的佳话了。
王徵
《西儒耳目资》书名很有意思：“西儒”说明作者本人是喜欢中国文化的西方人；“资”有帮助之意；耳朵可听字音，但不见字形，本书可从音查出字，这就补充了耳朵的欠缺，此即“耳资”；眼睛可看字形，但不闻字音，本书可从字查到音，这就弥补了眼睛的缺陷，即“目资”。自序说：“幸至中华，朝夕讲求，欲以言字通相同之理，但初闻新言耳鼓则不聪，观新字目镜则不明，恐不能触理动之内意，欲救聋瞽，舍此药法其道无由，顾表之曰耳目资也。”自序还说：“亦述而不作。敝会利西泰(玛窦)、郭仰凤(居静)、庞顺阳(迪我)实始之。愚窃比于我老朋而已。”作者很是谦虚，明言自己不是此汉语拼音方案的发明人，只是继承了利玛窦的拼音方案。故而后来的语言学家把他们的方案称为“利、金方案”。
《西儒耳目资》作者自序落款
《西儒耳目资》的编撰目的，据他自述在使中国人能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 全书共分三卷：一是《译引首谱》，为总论，将编撰经过和音韵学的基本知识；二是《列音韵谱》，以音查字，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汉字；三是《列编正谱》，是以字查音，按汉字部首排列。
《列音韵谱》
《西儒耳目资》通过引入中国音韵学知识介绍拼音方案，大大方便了中国读书人了解西洋拉动字母；它的拼音方案，也是在利玛窦的基础上大大改良了。比如在声母设计上，利氏常常“一音多号”，即用多个字母表示一个音；而金氏几乎做到了“一音一号”。这个固然有金氏对汉字字音较前人更深层次了解的原因，当然也分不开中方合作者王徵的贡献。两人在成书过程中，多有讨论，相互质证，细加评核。根据两人记载，《西儒耳目资》反映的明末官话音系计有21个声母，50个韵母，5个声调。
《西儒资耳目》拼音方案
金尼阁做到了“一音一号”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我国传统注音方法是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是古代最主要和使用时间最长的注音方法，它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然而，由于古今音变以及学反切先要学汉字的关系，通过这种方法教学汉字并不经济。金尼阁的拼音方案只用25个字母和5个声调符号就可以拼读出当时官话全部音节，这种经济且简便的汉字注音方法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则说：“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
利玛窦、金尼阁等西方学者，是为汉字注音开辟新天地的第一批人。但在之后的两三百年间，由于清朝雍正之后的闭关锁国政策，只有极少数国内语言学家知道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方法，没有在中国广为传播，直到晚清西学东渐之风再起。
传承：丁韪良的罗马字书籍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允许洋人定居开放口岸，客观上来讲，也重新打开了西学东渐之门。从此，大批传教士就此蜂拥而至，其中的佼佼者和领事馆汉学家一样，成长为重要的汉学家群体——传教士汉学家。他们也和利玛窦、金尼阁一样，采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那位汉学家来自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小城利凡尼亚。1850年，一个美国年轻人来到了宁波，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年轻人将会成为中国近代史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就是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字冠西，号惪三），以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人和多产的汉学家而著称于世。他是19世纪来华最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生活了62年，其在中国活动的时间之长、活动范围之广以及影响之大，为同期的其他汉学家所远不及。西方学者至今认为对清廷影响最大的外国人中，他仅次于英籍雇员赫德。
